“哼,一个连两万骑兵都能被建奴几千人冲散的草包,也配当隐患?”
熊廷弼闻言,却是冷笑一声,眼中满是不屑。
“开原之战我虽未亲见,却也从俘虏口中得知详情。
林丹汗带着两万部众,遇上努尔哈赤,居然还想要坐收渔利,坐视附庸与建奴主力作战,导致附庸溃败,进而牵连本部溃败,士兵丢了牛羊、弃了兵器,只顾着往草原跑,连他自己的福晋都顾不上。
这般胆识、这般战力,就算心生怨恨,又能掀起什么风浪?”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草原的方向,语气愈发冷冽:
“如今科尔沁部刚归附大明,内喀尔喀五部也有亲明势力,只要我传一道令,让这两部出兵夹击察哈尔部,林丹汗刚遭重创的部众,连抵挡的力气都没有。
要么战败投降,要么逃往漠北,这漠南草原,自然再无他的容身之地。”
周文焕闻言,心中的担忧稍减,却又想起另一桩事,问道:
“明公所言极是,只是科尔沁与内喀尔喀两部,虽眼下亲附大明,却也未必能长久。
草原部落向来‘强者为尊’,若日后大明军力稍有衰退,或是他们自身势力壮大,恐怕也会生出二心,重蹈林丹汗的覆辙。”
这话正好说到了熊廷弼的心坎里。
“你说得对,这才是真正的难题。自洪武、永乐以来,我大明对付草原部落,无非是‘军事镇压’与‘羁縻安抚’两策。
成祖五征蒙古,打得草原部落望风而逃,可他老人家一驾崩,边患便又起;后来的‘羁縻’,不过是封王赐爵、开放互市,却管不住部落首领的野心,该劫掠时还是劫掠,该反叛时还是反叛。”
他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无奈:
“说到底,草原的症结在于‘流动性’。牧民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的居所,没有稳定的生计,一旦遭遇天灾或是部落衰败,便只能靠劫掠为生。
你今日杀了一批,明日漠北牧民又会迁过来,杀不完,也防不住。
想要彻底解决草原之患,不能只靠刀枪,得换个法子。”
周文焕眼中闪过一丝好奇:“明公已有良策?”
熊廷弼确实已经有了根治蒙古诸部的办法。
但具体来说,这不是他的办法,而是皇帝的办法。
陛下在与他的密信交谈之中,说出了他对彻底解决草原之患的构想。
熊廷弼眼神闪烁,开始在脑中回忆起朱由校写给他的密信内容了。
第一步,便是军事征服与武力威慑,为所有后续手段打下根基。
陛下的构想里,绝非简单击败某一部落,而是要“犁庭扫穴”。
集中辽东、宣府、大同的明军精锐,先荡平漠南草原中不顺服的势力,尤其是林丹汗这类反复无常的部落。
待武力压制后,在蒙古核心区域设立“蒙古都护府”,下辖卫所,派驻至少两万明军常驻,不仅要监控部落动向,还要收缴散落的兵器、清查户口,甚至划定“禁牧区”,严禁部落靠近明军驻地。
“打要打得疼,压要压得死”。
陛下当时这般写道:“让他们知道,大明的刀,既能斩建奴,也能斩不驯的草原人。”
第二步,是政治分化与盟旗制度,将草原的“整块骨头”拆成细碎的“肉末”。
陛下特意在纸上画了密密麻麻的小圈,解释道:“不能让蒙古人再聚成大族,要把他们拆成两百多个旗,譬如说喀尔喀分八十六旗,察哈尔分三十旗,剩下的分给内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每旗最多三百户,再多便拆分。”
每一面旗都要划定固定的牧场,用界碑标出范围,严禁越界迁徙,更不许不同旗之间私下联合。
旗的最高长官“札萨克”,必须由明廷亲自任命,且多从部落中资历浅、势力弱的贵族里挑选,还规定“札萨克每三个月需向都护府述职,相邻旗的札萨克需互相监督,若有异动,先揭发者可获赏”。
如此一来,部落的凝聚力被彻底打散,再难形成能与大明抗衡的势力。
你想联合,牧场不相邻。
你想反叛,隔壁旗的札萨克为了赏银,第一个就会告发你。
第三步,是宗教控制,用黄教的“软刀子”,割掉蒙古人的尚武精神。
陛下当时特意提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并非简单扶持宗教,而是要将黄教变成大明控制蒙古的工具。
大明会在各旗修建寺庙,邀请西藏的喇嘛来主持,还规定“蒙古男性出家为喇嘛者,可免除部落的赋税徭役,其家人还能获得大明赏赐的布匹”。
这般利诱之下,大量蒙古男人会选择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