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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乐府（第1页）

第五章　新乐府

元白集中俱有新乐府之作，而乐天所作，尤胜于元。洵唐代诗中之巨制，吾国文学史上之盛业也。以作品言，乐天之成就造诣，不独非微之所及，且为微之后来所仿效。（见白氏长庆集壹陆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自注。）但以创造此体诗之理论言，则见于元氏长庆集者，似尚较乐天自言者为详。故兹先略述两氏共同之理论，然后再比较其作品焉。

元氏长庆集贰叁乐府古题序略云：

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賸，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寅恪案，此序题下题丁酉二字，知是元和十二年微之年三十九时所作。其和李绅乐府新题诗，作于元和四年。是时微之实已三十一岁，不得云少时。此乃属文之际，率尔而言，未可拘泥也。）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同集叁拾敍诗寄乐天书略云：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又同集伍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云：

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白氏长庆集贰捌与元九书略云：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首。

寅恪案：元白二公俱推崇少陵之诗，则新乐府之体，实为摹拟杜公乐府之作品，自可无疑也。

白氏长庆集肆伍策林序略云：

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

其第陆捌目议文章（碑碣词赋）略云：

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伏维陛下诏主文之司，谕养文之旨，但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第陆玖目采诗以补察时政略云：

臣闻圣王酌人之言，补己之过，所以立理本，导化源也。将在乎选观风之使，建采诗之官，俾乎歌咏之声，讽刺之兴，日采于下，岁献于上者也。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诫。

寅恪案：元白二公作新乐府在元和四年，距构策林之时甚近。故其作新乐府之理论，与前数年揣摩之思想至有关系。观于策林中议文章及采诗二目所言，知二公于采诗观风之意，盖蕴之胸中久矣。然则二公新乐府之作，乃以古昔采诗观风之传统理论为抽象之鹄的，而以唐代杜甫即事命题之乐府，如兵车行者，为其具体之模楷，固可推见也。

虽然，微之之作，似尚无摹拟诗经之迹象。至于乐天之新乐府，据其总序云：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则已标明取法于诗三百篇矣。是以乐天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即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题目，即效关雎为篇名之例。（微之之作乃和李公垂者。微之每篇首句尚与诗题不同，疑李氏原作当亦不异微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作唐一经」者。不过昌黎志在春秋，而乐天体拟三百。韩书未成，而白诗特就耳。乐天元和之初撰策林时，即具采诗匡主之志。不数年间，遂作此五十篇之诗。语云，有志者事竟成。乐天亦足以自豪矣。此外，尚有可论者，严震白氏讽谏本及日本嘉承（相当中国北宋元祐时。）重钞建永（相当庆历时。）本，于「首句标其目」之下有「古诗十九首之例也」一句，铃木虎雄业间录校勘记云：

有者，是也。

寅恪案：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颖达正义云：

关雎旧解云，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

旧说之是非，别为一问题，兹可不置论。唯据其说，则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乐天实取义于此。故新乐府序文中「诗三百之义也」一语，乃兼括前文「首句标其目」而言。铃木之说殊未谛。夫乐天作诗之意，直上拟三百篇，陈义甚高。其非以古诗十九首为楷则，而自同于陈子昂李太白之所为，固甚明也。

复次，关于新乐府之句律，李公垂之原作不可见，未知如何。恐与微之之作无所差异，即以七字之句为其常则是也。至乐天之作，则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例，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关于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详见敦煌掇琐及鸣沙余韵诸书所载，兹不备引。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流行之歌谣。实与贞元元和时代古文运动钜子如韩昌黎元微之之流，以太史公书，左氏春秋之文体试作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莺莺传等小说传奇者，其所持之旨意及所用之方法，适相符同。其差异之点，仅为一在文备众体小说之范围，一在纯粹诗歌之领域耳。由是言之，乐天之作新乐府，实扩充当时之古文运动，而推及之于诗歌，斯本为自然之发展。惟以唐代古诗，前有陈子昂李太白之复古诗体。故白氏新乐府之创造性质，乃不为世人所注意。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李辈之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其价值及影响，或更较为高远也。此为吾国中古文学史上一大问题，即「古文运动」本由以「古文」试作小说而成功之一事。寅恪曾于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中论证之。而白乐天之新乐府，亦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此点似尚未见有言及之者，兹特略发其凡于此，俟他日详论之，以求教于通识君子焉。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请先举数例以明之。

元氏长庆集贰肆「上阳白发人」，本愍宫人之幽闭，而其篇末乃云：

此辈贱嫔何足言，帝子天孙古称贵。诸王在阁四十年，七（七当作十。见旧唐书壹佰柒玄宗诸子传，新唐书捌贰十一宗诸子传。）宅六宫门户闭。随炀枝条袭封邑，肃宗血胤无官位。王无妃媵主无婿，阳亢阴**结灾累。何如决壅顺众流，女遣从夫男作吏。

可与同集叁贰献事表所陈十事中：

二曰任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宫人以消水旱。四曰嫁诸女以遂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