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资产阶级是处在普罗大众和贵族精英中间的阶级。他们来自工人阶级却不喜欢工人阶级,渴望往上爬,然而得不到贵族阶级的认可,甚至被贵族们瞧不起。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能够区别自己和其他群体的物质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活的物品”是家中的女主人。
资产阶级妇女要通过她的身体、她的服饰和珠宝来彰显她丈夫的身份,就连在家里的时候,她们也要穿着有坚硬的衬架支撑的大裙子,上面还装饰着丝带和褶皱。
对花花公子们来说,拥有女人是一种有钱的标志,怀抱着一位美女在各种沙龙里四处游走,可比穿金戴银更能显示出自己的财富。
女人打扮得如仙女一般,既没有年龄,也没有姓名,她们就像资产阶级家里的陈设一样,被审美的变化左右着。
她的身体不再属于现实,而是和外物捆绑在了一起,被偶像化、理想化,也被操纵和控制着。
房子和女人都变成了商品。
用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话说,她们是在行使一种“代理有闲”:她们为家庭执行着有闲的义务,因此她的衣服必须沉重,让她什么都做不了,才能展现出闲散。
父权社会中,金钱无法改变女性的客体地位,她们有穿着华丽的自由,却没有穿着闲适的自由;她们有做淑女的自由,却没有做自己的自由。
深受疫情重创的岛国经济,失业率骤然上升,而其中受影响最深的便是女性群体,女性的失业人数达到了男性失业人数的两倍之多。
岗位减少,薪资下降让众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女性被迫走向风俗业。
许多女性不得不通过用服务男性的“爸爸活”勉强糊口,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进行揽客,陪同吃饭、购物、约会。
这样看似轻松的赚钱方式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性暴力陷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的交易,代价注定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女性都有过被拍摄、被强迫、拒绝采取避孕措施的经历。
而比起可量化的身体损伤,对于尊严的践踏和心理的屈辱更是难以言说。
对于她们来说,走向风俗业从不是自由的选择,离开也并非轻而易举。
媒体热衷于拍摄和采访著名AV女优,以展现她们奢侈的生活和良好的状态,进而吸引更多年轻的女孩投身于这一行业。
色情业的扩大化和普遍化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或因为现实的压力,或被AV女优美好的生活所吸引开始尝试风俗业。
从门槛较低的“爸爸活”到职业AV女优,这样的已被安排好的路成为了她们的职业发展路径。
不同于普通工作,她们需要花费高昂的“维护费”,也就是花钱保养皮肤和头发,购买化妆和衣服从而增加自己的优势。
但拍摄一次普通AV的酬劳并不高,想要赚钱就要拍摄含有暴力场景突破底线的视频。
许多女性在这个过程中患上炎症、性病都已经是家常便饭。
没有人能够用“不努力”去批驳走到这一步的日本女性,因为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打两份工都无法负担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