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惨的是那一万两千名从犯。
他们被绳索捆着,串成十里长的队伍,由兵卒押着往北走。
辽东都司的公文已经发来,这些人将被发配到边地屯田,白天挖人参、采松子,晚上还要戍守边墙,至死都不能踏入山海关半步。
将战后处置的各项事宜安排妥当,看着甄别营地渐入正轨,徭役队伍在官道上有条不紊地劳作,袁可立这才回到府衙的书房。
夜已深。
案头的烛火跳跃着,映得他鬓边的白发愈发醒目。
他亲自磨墨,取来特制的密信专用纸。
这种纸质地坚韧,即便沾水也不易破损,上面还隐有暗纹,专供传递机密要务使用。
提笔蘸墨时,袁可立的手腕微微一顿。
这些天发生的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需将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呈现,既不能遗漏关键,又要兼顾分寸。
密信的开篇,他先详述了对乱军的处置:
“臣已将曲阜降贼十五万甄别完毕,其中十五万被裹挟百姓分编路营、渠营、矿营,令其服徭役一年,期满后分田授种,以安其心。
五千精壮已选入京营,充作京营补充兵;首恶五百七十二名已于城外正法,从犯一万两千人流徙辽东,永不得还。”
接着,他笔锋一转,谈及后续打算:“山东历经兵燹,百废待兴。臣计划先修兖曲官道以通粮运,再疏泗水河渠以防旱涝,同时开垦土地,种下豆种以支民用,明年开春即行均田之法,将无主荒地按丁分配,另设农官督导耕种。”
每一条计划都具体详实,显露出他对恢复山东元气的深思熟虑。
写到此处,袁可立停顿片刻,眉头微蹙。
还有件事无论如何都绕不开。
那就是衍圣公府的变故。
他蘸了蘸墨,郑重写道:“衍圣公府遭乱军洗劫,继子孔胤植于乱中被火焚死,府中亲眷尽为徐鸿儒所屠,圣裔血脉暂绝。孔庙祭祀无人主持,恐伤天下士子之心,臣恳请陛下速择孔氏旁支贤达,承继主祀之责,以续圣人香火。”
提及此事,他的笔锋格外沉重,毕竟这关乎数千年的文脉传承,容不得半点马虎。
最后,便是论功行赏的名单。
袁可立将这些日子整理的功劳簿摊开,目光在“李鸿基”三个字上停留许久。
这个锦衣卫总旗,从潜伏贼营到阵斩徐鸿儒,立下的功劳确实无人能及。
他提笔写道:“锦衣卫总旗李鸿基,潜伏贼巢数月,洞悉其奸,临阵斩贼首徐鸿儒,功居首位,恳请陛下破格擢升,以励忠勇。”
其后才依次列出邓邵煜、杨肇基等将领的功绩,每个人的功劳都写得明明白白,有据可查。
通篇写完,已有近三千言。
袁可立逐字逐句地审阅,确认无误后,才将信纸仔细折好,装入特制的铜管,用火漆封口,印上自己的私章。
他唤来最信任的亲卫,将铜管郑重交予:“八百里加急,务必亲手呈给陛下,不得有误。”
亲卫领命离去,书房内重归寂静。
袁可立却没有丝毫轻松,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眉头依旧紧锁。
徐鸿儒的闻香教虽已被镇压,可这场叛乱像一把尖刀,剖开了山东积弊的脓疮。
官场的腐败早已深入骨髓,地方官吏与乡绅勾结,盘剥百姓。
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
卫所制度更是名存实亡,兵卒逃亡过半,剩下的也多是老弱病残,毫无战斗力。
战后的山东,既要稳定民心,让百姓能安下心来耕种劳作,又要整顿吏治,将那些蛀虫一一清除。
既要改革田制,缓解土地兼并的矛盾,又要重整军备,让卫所恢复应有的战斗力。
这每一件事,都如千斤重担压在肩头。
他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