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入口处立着三块丈高的木牌,用朱砂写着“被裹挟者”“从贼者”“凶顽者”,每个字都有斗大,在阳光下泛着刺目的红光。
推官们逐排逐列地盘问,时而低头记录,时而厉声喝问,遇到含糊其辞者便会被兵卒带到一旁单独审讯。
有人裤脚还沾着家乡的泥土,颤抖着说自己是被乱军抢来的。
有人手上留着握刀的厚茧,却辩称只是被胁迫扛过粮草。
甄别结果在五日后汇总到袁可立的案头:近二十万乱民中,有十五万属于“被裹挟者”。
这些人里,七成是兖州府周边的失地农民,两成是被焚毁作坊的工匠,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被乱军当作“人盾”裹挟前行。
他们中许多人甚至说不清闻香教的教义,只是在刀枪逼迫下跟着人流冲锋。
“这些人,不能简单处置。”
袁可立对着帐下幕僚说道。
“放归故里?他们家乡的房屋早被乱军拆了当柴烧,田地要么荒芜要么被贼寇分了,回去就是饿死的份。”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锐利。
“更要紧的是,一群饥民游荡在外,保不齐又会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重蹈覆辙。”
幕僚们纷纷颔首,其中一位参军拱手道:“部堂英明。不如将其编入徭役营,既给口饭吃,又能修补战后的疮痍。”
袁可立抚须轻笑:“正合我意。”
当日下午,营地中便响起了号角声。
兵卒们将十五万被裹挟者分作三队:
有一部分人被编入“路营”,拿着铁锨、石夯开赴曲阜至兖州的官道,不仅要填补战火留下的弹坑,还要拓宽路面至三丈宽,方便日后粮草转运。
也有一部分人被编入“渠营”,在泗水河沿岸开挖支渠,沿岸插着的木牌上写着“深挖五尺,广开十丈”,旁边还有老农出身的小吏拿着竹竿丈量。
剩下的人则被编入“矿营”,由兵卒护送着前往邹城的铁矿,虽然只是搬运矿石,却也能换得每日两升糙米。
“告诉他们。”
袁可立特意让兵卒沿街喊话。
“做工期间管饱饭,每日加发两文钱,够买个炊饼。干满一年,每人发三两盘缠,两斗良种,兖州府那边已清出三万顷无主荒地,到时候按户分田,让你们安安分分过日子。”
这话一出,原本死气沉沉的营地顿时响起嗡嗡的议论声,许多人眼中重新燃起了光亮。
许多人以为会干活到死。
如今知晓有活下去的希望之后,也熄了造反之心。
毕竟
若不是活不下去,谁又愿意造反呢?
在安顿这些百姓的同时,袁可立的目光也盯上了另一份名册。
他让京营的千总们亲自去营地挑选,凡是身高过六尺五寸、能拉开三石弓者,都被单独带到另一侧的校场。
山东大汉本就骨架粗大,常年劳作又练出一身蛮力,其中不乏能举起百斤石锁的壮汉。
千总们拿着鞭子驱赶着他们列阵,时而让这个出列劈砍木桩,时而让那个演示射箭,最后挑出五千名精壮编入京营,比原先的京营兵卒平均高出一个头。
“好好练。”
袁可立亲自去校场训话,看着这些黝黑壮实的汉子朗声说道:“三个月后考核,合格的赏白银五两,给你们家人分好田。”
汉子们轰然应诺,声震四野,连校场边的老槐树都落了几片叶子。
相比这些被裹挟者的“好运”,那些被划入“从贼者”与“凶顽者”的乱民,就只剩下绝望了。
五百七十二名被查实担任过渠帅、先锋的贼首,被铁链锁着押到曲阜城外的刑场。
刑场周围竖起了木杆,上面挂满了写着罪名的牌子:
“焚烧府衙”“劫掠商队”“屠戮东平村”……
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一长串血淋淋的罪状。
袁可立特意让百姓来观刑,看着那些往日里作威作福的头目被按在断头台上,大刀落下时,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