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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精绝古城（第3页）

这家伙（古克罗根人）在当时肯定是个巨无霸，而另一个人的身材就显得矮多了，大约只有1。57米高。那位矮个子男士看上去试图通过留一种颇为奇异的发型来使自己显得更为高大一些，该发型有点类似于莫西干头，而且他还使用了发胶，其实就是一种来自法国的树脂。

另外，这两位男士的死法也是相当凄惨。考古学家判断俩人都是被谋杀而死的。古克罗根人是被人突袭而亡的。从他胳膊上一处因搏斗而留下的伤口判断，当时他可能已经察觉到了别人对自己的袭击。最悲惨的是，古克罗根人后来还被斩首、砍足，所以被发掘时，我们只能看到他的手和胸了。克洛尼卡文人的死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可能是被人用斧头劈开了头颅，内脏也被彻底地掏空了。

1995年9月8日，约翰·莱茵哈德和他的同伴正在秘鲁境内的安姆帕托山（Ampato）进行一场探险。约翰·莱茵哈德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曾在亚利桑那大学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之后又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同时他还特别热衷于探险，从1980年起，他就穿行在秘鲁、智利、阿根廷等地的高山上，希望能找出古人在这里生活的蛛丝马迹。

安姆帕托山是一座海拔6000多米的高山，山脊上常年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冰层。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五官立体的女性木乃伊。这个女孩看上去大概十几岁，根据推测，她应该是几百年前印加帝国某次祭祀仪式上的祭品。作为第一个女性冰冻木乃伊，她被取名为“胡安妮塔”，并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当年最重要的十大科学发现之一。

和上面两个极端环境比起来，新疆也不遑多让。这里是亚洲中部最干燥、盐分最高的地区，年降水量少于100毫米，而且有着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样特殊的气候条件可以完好地保护墓葬中的尸体。在冬季，尸体会在寒冷的天气中冻住，到了夏季又会在腐烂前干透，多盐的环境吸干了尸体中的水分，加速了干燥的过程。经年累月，这些尸体就形成了独特的“干尸”。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出土的干尸数量非常多，多到可以专门在博物馆开辟一个古尸专题陈列馆。这不要说是在全国，即使是放眼全世界，应该也是仅此一家吧。

这里面最著名的，当属罗布泊小河遗址发现的“小河公主”了。出土的时候，这具女性干尸保存得非常好，她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白皙的皮肤、圆圆的眼睛，甚至睫毛都保存了下来。

一下子出土两具干尸，而且还是一对夫妻，这是十分罕见的。

●干尸的神秘身份

这对干尸夫妻，可以说是穿着十分讲究了。男尸里面穿了件白绢套头长衫，外面套了件右衽长袍，腰间扎了宽彩织带，脚上还穿了双勾花的皮鞋。女尸的穿着也同样隆重。她身着红绢右衽长袍，下面着了件棉套头长裙，双手戴着一双绀地织锦手套，脚穿黑面勾花皮鞋，头枕锦枕。

这对干尸穿的大部分丝绸之物，上面都绣了小篆的吉语文字，如“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安乐绣”“千秋万世宜子孙”等。这些吉语听着是否有一丝熟悉？没错，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上经常会有“宜子孙”之类的文字出现，而著名的“盖章狂魔”乾隆帝也有“宜子孙”的印章落款。可以想见，能用上这一类吉语的人，身份地位肯定不低，再根据随葬品的丰厚和衣衾的华贵情况推测，这两位墓主人生前应当是贵族阶层。

那么，他们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在95MN1号墓地的东北部不远处，有一处编号N14的废墟，这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废墟，它由3座大型房屋和一座用木板建成的“垃圾坑”以及一些土坯墙组成。1906年，斯坦因在“垃圾坑”中挖掘出了11件汉文简牍，里面提到了“王母”“王”“大王”等称谓。而到了1931年的时候，考古学家又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另外21枚汉文简牍。根据学者的翻译，这些简牍都属于官方文件性质，比如“大宛王使坐次左大月氏。及上所”等。

这些线索综合起来，表明N14很可能是当时汉代精绝国王室的驻地。而95MN1号墓地正好位于N14的东南部，如此贴近的地理位置，以及墓葬的丰厚程度，于是有的学者就推测，95MN1的墓主人，很有可能是其中某一任精绝国王。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然而，在95MN1号墓地中，最具知名度的还不是这一对干尸，而是他们随身佩戴的一块锦护膊，这就是所谓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膊。这块护膊珍贵到什么地步呢？它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它甚至代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成为参加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的三件国宝之一。

发掘的时候，在墓主人一堆的丝织品、弓箭以及木制品等随葬器物中，这块放在尸体肘部的织锦因为被沙土覆盖，一开始并不起眼。简单的清理过后，织锦才逐渐露出了鲜艳的颜色。考古队员们慢慢翻开织锦，居然在上面辨认出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在场的人们都兴奋了起来，没想到还能在古人的随葬品上看到了“五星”“中国”这类看起来特别“现代”的词汇。

现在，很多人都会将这一句话同现代的历史事件附会在一起，似乎这神秘的精绝古城，真的像《鬼吹灯》中描述一样，拥有神奇的预测能力。

很遗憾，这只是历史偶然的巧合而已。其实“五星”“中国”这几个词，在古代就有了。先秦时期，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被合称为“五星”，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记载得很详细：“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其兽苍龙，其音角，其日甲乙……”到了汉代，道教兴盛，为了附和五行学说，五星又被改为了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东方”是指我国古代星占术中特定的天穹位置；“中国”则是一个地理概念，是古时的中原地区，指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整句话连起来，其实是我国古代星占学上的一个占辞术语。它最早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所谓的“五星出东方”，指的就是五颗行星在一个时间内同时出现在了东方的天象，也就是我们经常在小说中看到的所谓“五星连珠”“五星聚舍”。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之前，由于生产力落后，科技不发达，人们特别迷信“天”这个东西。这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下雨、刮风、晴天、霜冻，这些影响庄稼收成的天气现象，人们无法用科学解释它，自然而然就将其归因于“天道”了。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说的“天命”“天意”等玄乎的词汇。

那么，古人如何认识并且试图理解“天”呢？就是通过观察星象。占星之术应运而生。

这其中，五大行星的占星学又最为重要，所谓“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为什么？因为方便观察。五大行星总是以一定周期绕着太阳转动，久而久之，人们就能观察出其中的规律，并且运用数学公式推算出它们的运行情况。

古人又十分迷信“命数”“轮回”“报应”之类的规律性经验，所以自然而然就将五星与国家兴衰、年成丰歉、水旱灾害等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五星就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开元占经》中就曾经说过：“五星者，五行之精也，五帝之子，天之使者，行于列舍，以司无道之国。”这其中，五星聚合在一处的天文现象出现的概率特别稀少，所以就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我们再回到这一块锦护膊。当时，同一座墓中还出土了一块印有“讨南羌”小篆文的织锦，它的纹样有星纹、云气纹、羽人纹等，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相同，可以断定是出自同一块面料。因此，这句话的完整内容，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南羌”一词，最早见于《汉书》：“初置四郡，以通西域。隔绝南羌、匈奴。”根据马长寿先生的研究，羌在四郡之南而得南羌之名。因此，织锦记载的应当是一次中原王朝讨伐南羌的战争行为。

根据遗址的年代，以及出土的陪葬品，再结合史书的记载，学者们认为，这一次战争，很可能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充国伐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记载，西汉神鼎元年（公元前61年）的时候，汉宣帝指派赵充国全权负责西羌战事。当时情况复杂，在后方的汉宣帝因为赵充国缓兵不动而心生不悦，在增援兵力督促尽快再战的同时，汉宣帝敕书说：“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将军谁不乐此者……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将军急装，因天时，诛不义，万下必全，勿复有疑。”

五星相聚之时，汉在东方，羌在西方，而五星出东方，说明汉兵必胜。如此重要的战事，堂堂一国之君催促用兵不是根据对时势的判断，而是根据天象学上的占卜，可见古人的迷信程度。而这场战事，也确如占星所预料的，汉军大败羌人。当时的精绝王国很可能参与了这一次战争，因帮助中原王朝有功，所以得到了这一块织锦作为奖赏。

历史总是因为巧合而变得有趣。一块小小的织锦，因为一句充满“预言”的话而受到广泛关注，但它本身，只不过是记载了当时的一段战争往事而已。千年的时光过去了，往事早已烟消云散，这一块锦护膊，却神奇地留存了下来，述说着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