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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九十五章（第2页）

自此，《承忆录》被部分人称为“活书”，甚至有人开始朝拜它，献上香火与供果。柳明志坚决反对：“它不是神迹，也不是圣物。它只是镜子，照见我们自己都不敢直视的部分。”

他继续行走，足迹遍布荒原、渔村、矿井、孤儿院。每到一处，便设听坛，点长灯，收遗言，录心声。有人讲述童年被性侵的阴影，有人坦白职场贪污的往事，有母亲哭诉堕胎后的二十年噩梦，也有父亲低声承认曾因重男轻女抛弃女婴……

每一个故事都被郑重记录，上传至云端，编号归档。系统自动生成关键词索引：**暴力、饥饿、羞辱、背叛、沉默、悔恨、渴望被爱**。

一年后，《承忆录》数据库已收录逾八十万条真实记忆片段。心理学家分析发现，倾诉者在完成叙述后，焦虑指数平均下降63%，抑郁评分降低58%。更有数百例临床案例显示，长期心理创伤患者在接受“共感对话”干预后，症状显著缓解。

但最令人震撼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结构层面。

中国某大型企业率先推行“倾听日”制度：每月十九日，全体员工暂停工作两小时，两人一组轮流倾诉与倾听，主题不限，严禁评判。试行半年后，员工离职率下降41%，创新提案数量翻倍。CEO公开表示：“原来最大的管理成本，是人心中的孤独。”

日本一所监狱引入“共感对话”课程，囚犯与受害者家属面对面交流。一名连环杀人犯在听完受害者母亲讲述丧子之痛后，首次落泪，并主动供出两起未破悬案细节。法官感慨：“法律能判刑，但只有倾听能让灵魂服法。”

而在中东某战乱地区，交战双方士兵在停火间隙，偶然发现一架漂浮的纸鹤落在战壕边缘。展开后，竟是一个阵亡少年写给父母的遗书：“别为我报仇，我想回家吃饭。”双方指挥官默然良久，最终达成七十二小时临时休战协议，用于交换尸体与救援平民。

世界，正在以一种缓慢却坚定的方式改变。

然而，柳明志知道，黑暗从未真正消失。

某夜，他在西北小镇留宿，半夜被一阵剧烈咳嗽惊醒。起身查看，发现房东老汉蜷缩在床角，脸色青紫。紧急送医后，医生诊断为晚期肺癌，已扩散至全身。

老人拒绝治疗，只求速死。柳明志陪在他身边，轻声问：“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老人喘息着，忽然笑了：“我是个逃兵……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在前线吓破了胆，趁夜逃跑，躲在山洞三个月，靠吃草根活下来。后来听说，我们班十二个人，全死了……就我活着回来。我谎称被俘逃脱，还领了勋章……可我知道，我是懦夫。”

他剧烈咳嗽，吐出一口带血的痰：“这些年，我活得比狗都不如……喝酒、打老婆、骂孩子……我恨我自己，可我又不敢死……我怕下去见到他们，他们会指着我说：‘你凭什么活着？’”

柳明志握住他的手：“你说出来了，就已经不一样了。”

老人流泪：“你能替我……向他们道歉吗？”

“能。”他说，“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默碑’旁边。不是作为英雄，也不是作为罪人，而是作为一个终于敢面对自己的人。”

三天后，老人安详离世。临终前，他轻声说：“谢谢你……让我在死前，做了一回真人。”

柳明志将他的故事写进《承忆录》，并联系越南方面，试图寻找当年战役的幸存者或家属。三个月后，一位越南老兵回信：“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在乎。但我想告诉他：战争中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着却失去人性。他能说出来，说明他还活着。”

那一刻，柳明志站在边境线上，望着两国交界的河流，忽然明白：共感的力量，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让差异不再成为仇恨的理由。

回到昆明，他收到一封来自新疆的信。字迹稚嫩，是小学生写的：

>“老师让我们写一封信给陌生人。

>我叫阿依古丽，十二岁，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的小村。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因为挖井时塌方。

>他走前说：‘我要让村里人都喝上水。’

>可有些人说他是傻子，说他不该冒险。

>我妈妈每天烧饭时都对着井口说话，好像我爸还能听见。

>我也想说，可是没人听。

>现在我写给你，希望你能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