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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1章好人与坏人（第1页）

离开江边买房的时候，进场倒是异常的顺利。

没有傲气冲天的保安，没有眼高于顶的普通销售，也没有语气轻蔑的值班经理。

相反，当奥迪A6和迈巴赫缓缓驶进二沙岛别墅销售中心，几名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

雨水顺着岳阳站出站口的遮雨棚边缘连成细线，像无数根垂落的琴弦，在春末的风里轻轻晃动。陈着拎着公文包站在台阶上，望着眼前这座被湘江穿城而过的老城，空气中弥漫着湿漉漉的泥土味和远处码头传来的汽笛声。林小雨撑开一把墨绿色长柄伞，往他肩头靠了靠：“走吧，刘师傅已经在联络站等我们了。”

他们没打车，沿着江边步道步行二十分钟，穿过一片老旧居民区。巷子窄得仅容两人并行，墙皮剥落处露出斑驳红砖，晾衣绳横七竖八地牵在楼宇之间，滴水的床单几乎擦过行人头顶。可就在这样一条看似被时代遗忘的小巷尽头，一块铜牌静静挂在木门旁??“灯塔计划?岳阳楼区共学联络站”。

推门进去，是一间四十平米左右的老式居委会活动室改造的空间。靠窗摆着两张拼接的课桌，上面整齐码放着《行政复议申请指南》《农村宅基地确权流程图解》等手册；墙角立着书架，分类贴着“婚姻家庭”“劳动权益”“邻里纠纷调解案例”；最引人注目的是正对门的一面“心愿墙”，密密麻麻贴满了便签纸：“我想学会写起诉状”“希望有人教我妈怎么防诈骗”“能不能办个老年人智能手机班？”

一位身穿灰布衫、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妇人迎上来，正是退休法官周玉兰。她曾任岳阳中院民一庭副庭长，三年前因坚持审理一起农民工欠薪案遭内部施压，提前五年办理了离休。“你们来得正好，”她笑着递上两杯热茶，“今天上午刚送走一对夫妻，为孩子抚养权争了五年，昨天终于达成协议。他们说，是看了平台上的‘亲子沟通心理学’课程，才明白光吵没用。”

林小雨翻看登记簿，轻声念出几个名字：“李桂花，征地补偿材料补正咨询；王建国，物业拒退装修押金；张秀英……要求确认遗嘱效力？”她抬头问，“这类民事案件，您都接？”

“只要是普通人跑不通程序的，我们都接。”周玉兰语气平实，“不代理诉讼，但帮他们理证据、填表格、指路径。很多人不是不想讲理，是根本不知道法院大门朝哪开。”

正说着，门外传来脚步声。一个穿蓝布围裙的大叔探头进来，手里拎着两个保温饭盒：“周老师，我给您带了点热粥。顺便……那个材料您看完了吗？”

“刘建国！”陈着一眼认出这位曾在征地案中自学打赢官司的菜农。他比视频里更瘦，脸上刻着长期风吹日晒的深纹，可眼神清亮。

“我记得你。”陈着主动伸出手，“你的胜诉判决书还被收录进平台‘典型维权案例库’。”

刘建国咧嘴一笑，有些腼腆：“那都是你们教的。要不是每天听那几节‘行政诉讼三步走’，我早就在签字栏按手印了。”他打开饭盒，香气四溢，“自家熬的小米南瓜粥，您二位尝尝。”

三人坐下闲聊，话题渐渐转到实际运作难题。资金紧张是最现实的问题??每月水电房租六千，全靠社区提供场地减免一半，其余靠志愿者众筹填补；打印机时常卡纸，因为每天要复印上百页法律文书；最缺的是专业支持，尽管有十一名本地律师承诺义务轮值，但真正能抽出时间的不过三四人。

“我们不怕忙，怕的是心有余力不足。”周玉兰叹道，“上周有个残障青年想申请低保，跑了七趟街道办都被推诿。我帮他写了信访函，可后续跟进没人盯，最后还是石沉大海。”

陈着沉默良久，忽然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三个词：**响应链**、**接力制**、**闭环追踪**。

“我们在后台加个功能模块，”他说，“每个求助案件录入系统后生成唯一编码，全程留痕。首接顾问负责建档初审，若需跨区域或专业支援，自动推送至最近城市的协作站点或对应领域专家池。处理进度实时更新，当事人可用短信查询。哪怕十年后翻出来，也知道当年谁经手、卡在哪一环。”

林小雨眼睛一亮：“就像医疗会诊转诊机制？”

“对。而且我们要建立‘失败档案’。”陈着笔锋一顿，“所有未解决的案子单独归类，定期汇总分析，找出制度堵点。比如连续五个乡镇的低保申请都在‘村评议环节’停滞，那就说明这个环节存在结构性问题??这不是个体不幸，是系统漏洞。”

当天下午，团队在联络站召开小型座谈会，邀请当地司法局、民政局、妇联代表及五名常来求助的群众参加。会上，一位名叫田慧敏的单亲母亲讲述了自己遭遇：丈夫出轨后转移财产，离婚时她分文未得，孩子上学都成问题。后来通过平台学习《反家暴法》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规则》，在志愿者协助下重新提起诉讼，最终追回房产份额。

“我不是要报复谁，”她说着声音微颤，“我只是想让孩子知道，妈妈不是软弱的人。”

会后，陈着单独留下司法局副局长黄伟。这位四十出头的干部一直态度谨慎，直到此刻才低声开口：“说实话，一开始我们担心你们是在‘煽动对立’。但现在看，你们做的其实是……把法治从口号变成工具。”

“工具必须耐用，还得人人拿得动。”陈着回应，“下一步我们想试点‘移动灯塔车’??改装一批二手面包车，配备卫星联网设备、便携打印机和基础法律资料库，每月巡回偏远村落。车上设临时咨询点，现场教学+即时服务。”

黄伟思索片刻：“我可以协调三个司法所作为停靠站点，供电供水。但如果要进村入户宣传，得跟乡镇党委通气。”

“当然。”陈着点头，“我们不做‘外来干预者’，只做‘本地赋能者’。每辆车配两名本地培养的‘共学专员’，由村民推选、平台培训上岗。他们懂方言、知人情，才能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

夜宿岳阳宾馆，林小雨还在整理会议纪要。手机突然弹出一条预警信息：贵州铜仁某县教育局发文叫停辖区内“共学盒”使用，理由是“未经审批擅自开展校外教学活动”。更严峻的是，该县已有多名教师因组织学生课后观看平台课程被约谈。

“又来了。”她皱眉，“上次是家长反对内容超纲，这次直接上升到办学资质问题。”

陈着拨通技术部电话：“立即启动‘应急镜像通道’，将受影响地区用户流量切换至备用域名，并激活离线缓存包自动推送。同时发布《致全国乡村教师的一封公开信》，强调平台始终定位为‘辅助资源提供方’，绝无替代学校教育之意。”

挂断后，他望向窗外江面。月光碎在波浪上，像撒了一河星屑。“他们怕的从来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怕这种模式不可控。一旦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周玉兰’‘刘建国’，谁还愿意被动接受安排？”

三天后，公开信刷屏网络。数百名一线教师自发转发，并附上真实案例：甘肃陇南小学教师用平台“科学实验课”带孩子制作简易净水器；河南信阳中学班主任组织留守学生集体学习“心理健康调适”课程缓解焦虑……教育部官网悄然更新动态，重申“鼓励利用数字技术拓展教育资源覆盖面”，虽未点名，但舆论风向已然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