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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统系02（第2页）

世界祸机四伏，念之不寒而栗，上次大战，一告结束，而战胜国之劳工，反暴动起来，法国首相克利满梭，绰号“母老虎”，是欧战中最出力之人，巴黎和会，充当主席，为法国增光不少，反遭国人行刺，几乎把七十八岁的老命送掉。意大利战胜归国之将士，戴起徽章，横行都市，专制魔王，墨索里尼，乘机出现。美国人民要暴动，威尔逊调兵弹压，方才平息。英国的矿工和铁路工人、船上水手，结成三角同盟，布起阵势，预备随时可同政府决战，害得英国首相路易·乔治，驾着飞机，今日回伦敦弹压，明日赴巴黎开会，一夕数惊，疲于奔命。其原因，则由于大战到了第三年，一般劳工都觉悟起来，一方面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一方面举出代表，在中立国交换意见，主张言和，及到战事终了，劳工觉得白白牺牲，所以处处发生暴动。巴黎和会，正在开会，而各国的劳工，也举代表，在瑞士国之熊城开会。巴黎和会，见此情形，才订一个“劳工规约”列入和约，与自己国中之劳工言和。上次大战，情形如此，此次大战，可想而知。上次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之主张，巴黎和会，列强食言，弱小民族之心理，则又不言可知。此种祸根，若不彻底拔除，战争是永无终止的。要拔除此祸根，舍了中国主义，别无他法，除了中国出来肩此责任，也别无他人。

世界是一天一天进化的，是日向大同方面趋去的，其所以进化迟滞，大同久未出现者，可用比喻说明之：凡铁条皆有磁气，只因内部分子凌乱，南极北极相消，故磁力发不出来。如用磁石在铁条上面引导一下，南北极排顺，立即发出磁力，现在全世界分子凌乱极矣，我们用中国主张引导一下，分子立即排顺，就可加强进化之速度，而大同可早日出现。

地球为万宝之库，我们需要财货，向之劫取，他是绝不抵抗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伙劫贼，在主人门外，你剥我的衣服，我抢你的器械，互相厮杀，并不入主人门内一步，地球有知，当亦大笑不止。请问是谁之罪？曰：罪在充当群盗谋主之达尔文和尼采。

凡事以“平”为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纯是建筑在一个“平”字上面，这个“平”字，是从《大学》上治国平天下那个“平”字生出来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是向人类争平等，一到“平”字，即戛然而止，转其目标，向地球劫取实物，所以民生主义，言开垦，言种植，与夫水力发电等等，纯是开发地球生产力，故三民主义一书，极合现在国际的趋势，可说是中国主义之实行计划，也即是大同世界之指南针。

“新的国际联盟”者，大同世界之过渡机关也。世界纷纷扰扰，是由地球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人类之脑力体力，不相调协生出来的。我们组织“新的国际联盟”，把这四种力线，一一排顺，历若干年，调整完毕，然后破除国界，把土地和机器，一并收归全人类公有，技师出脑力，工人出体力，把地球蕴藏的宝物取出来，全人类平分，像这样办去，即是悬出地球为目的物，合全人类之力向之进攻，成了方向相同之合力线，人与人战争之祸，永远消除，孔子和孙中山先生所持之大同主义，于是完成。

以上经济、政治、国际三者，俱以合力主义为本。此外我还写了两本书：（1）考试制之商榷；（2）中国学术之趋势。其大意如下：

我以为国家立法，须把力线考察清楚，把离心力、向心力配置平衡，我国从前考试时代，士子读书与否，听其自由，这是一种离心力，考试及格，有种种荣誉和利益，足以动人欣羡，又具有向心力，两力平衡，故其时，国家并未规定学课，读书之子，也不须有人监督，他自己会“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用功。这就像地球绕日，离心向力，二力平衡，不需外力推动，自能回旋不已。则校中学课，严密规定，又派教职员严密监视，而学子之用功，未见胜过科举时代，且流弊百出，这就是离心力和向心力配置不平之故，今之一切制度，大都是二力配置不平，故规章愈密，监察愈严，而流弊反越多，言之慨然。

照现行学制之规定，欲取得毕业资格者，必须捐弃百事，每日在讲堂上坐若干时，历若干年，始取得毕业文凭而去，于是贫家子弟，在所摈弃，富家子弟，因障故而不能每日入校者，亦在所摈弃。国家施行此种制度，四十年矣，冥冥中不知损失若干人才，我主张把现行学制打破，设一个考试制，把考试标准明白规定，等于悬出一个箭垛，使人向之而射一样，每届小学、中学及大学举行毕业考试时，在校生、私塾生、自修生，一体与试，不问学年，不问年龄，只问程度，严格考试，只要及格，即给予毕业文凭。并于各地适中场所，设置公共图书标本室、理化试验室，延聘导师，常住其中，俾自修生，有所请问。如此办去，则贫民子弟、工商界学徒、各机关小职员和年长失学之人，只要自家肯用功，都有取得大学毕业之希望，半工作，半自修，而各人之能力，可尽量发展，国家文化，可日益进步。中山先生讲“民权主义”，曾说：“各人聪明才力，有天赋之不同，如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便莫有进步，人类便要退化。”现在学校内，把天才生、劣等生混而为一，同样授课，同时毕业，压为平头的平等，这就是违反中山先生戒条，足使国家退化。因此主张：现行学制应彻底改革，统以考试制汇其归，曾写了一本《考试制之商榷》。我写此文，有一段趣事，是被木棒痛打一顿，才写出来的，不妨把原委写出来，用博一粲。

我从民国五年起，即当四川省视学（现改名省督学），当局每次召集教育会议，我即把我的主张提为议案，俱未通过。民国十二年，我上一呈文胪陈理由十六项，自请在原籍富顺县试办，经省长公署核准举行，十三年，我呈请省署通令全省试办，各县遂次第举行。十四年年假时，叙州联立中校学生毕业，我往主试，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我拖出寝室，痛打一顿，其时全场静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我也默不一语，唯闻乒乒乓乓之声，学生临去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我睡在地下想：“只要打不死，又来！”跟即请宜宾知事来验伤，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我电呈上峰，末云：“自经此次风潮，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厉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伤单及原电载《四川教育公报》，第一卷，第一期）我稍愈，即裹伤上堂，勒令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个借故不到，场规更加严厉，试毕将首要学生送交宜宾知事讯办，详情备《载四川教育公报》，兹不具述。事后，我自咎欠了宣传，特写一文《考试制之商榷》，呈由四川教育厅，印作单行本，发交各县研究。”

民国十四年，川省颁布“各级学校学生毕业考试暂行条例”。规定：小学会考，于年暑假举行，不分学校与私塾，一体与试，中学修业年满，委员到校主试。其计划是先开放小学，故先举行小学会考，俟小学有了成效，再开放中学。二十三年，中央颁行中学会考制，取消小学会考制，成都、华阳……理番、松潘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以“会考制度，行已数年，成效显著”等语，联名协请保留此项制度，教育厅据情转呈教育部，奉指令“姑准试行一年”。二十四年四川省政府咨请教育部。谓：“川省小学会考，有悠久之历史，卓有成效。”陈列理由五项，请予保留，复文“姑准再办一年”。二十五年全川各县，遂一律停止小学会考。

我主张的考试制，有两种意义：（1）学校内部的学课，太不认真，用考试制以救正之；（2）现行的学制，太把人拘束紧了，用考试制以解放之。现行的会考制，有前一种意义，后一种则无之，二十五年九月，我将所著《考试制之商榷》重行印出，并将我请在富顺县试办的呈文，请通令各县试办的呈文，省公署先后令文，成华等六十一县教育局长的呈文，暨教育处，省政府和教育部往来公文，附载于后，成为一本，交成渝书店发售，借供教育界人士讨论。

现在既厉行会考制，我希望政府颁布一条法令：“举行会考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与考，不问年龄，只问程度。”只要有此种法令出现，现行学制，就算彻底改革了。

我写那篇《考试制之商榷》，注重提倡私塾和自修。现在许多有学问的人，想当校长教员而不可得，遂有百计营谋者，同时有许多学生，求入学校而不可得，每次招考，异常拥挤，录取者少，摈弃者多，并且招考时，关说之信函，纷来沓至，校长深以为苦。学校是造就人才之地，闹得来读书须钻营，教书须钻营，不得谓非立法之不善也。从前地方官，对书院山长用聘，待之以师礼，京朝大官回籍者，往往乐就斯席，为地方造人才，盖师位甚尊故也。今则地方官对校长用令，校长对之用呈，学校变成官厅，教员附庸，师道凌夷，一至于此。尚望国家特许私塾之成立，与正式学校，并行不悖，此亦培养士气之法也。东主聘我否，我设馆有人来学否，一以我之品行学问为准，而风俗可日趋醇厚。

现在全面抗战，秀杰之士，或赴前方军营，或在后方工作，同时添设许多临时机关，将来战事终了，机关裁撤，此项人才，消归何处？上次欧战终了，意大利战胜归来之将士，戴着徽章，莫得面包吃，处处暴动，墨索里尼乘机组织棒喝团，因之窃得政权。此可为前车之鉴。此时我们早把学校开放，允许私塾之成立，则战胜归来之军官军佐和裁撤之人员，政府如不能全行安插，富厚之家，慕其声望，自必厚具修脯，延请训课子弟，抑或自行设馆授徒，此亦代国家消纳人才之一法。苏东坡有篇论任侠的文字，可为我们这种主张之注脚。一面可消除隐患，一面可以培植人才，而款则无须国家添筹。我们何苦而不为？

至于我写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大旨言：我国学术最发达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周秦诸子，第二是赵宋诸儒，这两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创造性，汉魏以至五代是承袭周秦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元明是承袭赵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清朝是承袭汉宋时代之学术，而加以研究，俱缺乏创造性。

从周秦至今，可划为三个时期：周秦诸子，为中国学术独立发达时期，赵宋诸儒，为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时期。现在已经入第三时期了，世界大通，天涯比邻，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学术相推相**，依天然的趋势看去，此三者又该融合为一，是为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时期。进化是有轨道可循的，知道从前中印两方学术融合，出以某种方式，即知将来中西印三方学术融合，当出以某种方式。我们用鸟瞰法，升在空中，如看河流入海，就可把学术上之大趋势看出来。

周秦诸子中，当推老子为代表，孔子不足以代表，一部《道德经》，包含世间法和出世法两部分，他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是世间法，孔墨申韩孙吴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是出世法，庄列关尹诸人，是走的这条路。他是入世、出世打成一片，我们提出老子，就可贯通周秦诸子全部学说。

赵宋诸儒中，当推程明道为代表，朱子不足以代表。明道把中国学术和印度学术融合为一，成为所谓宋学，明道死后，才分出程（伊川）朱和陆王两派，故提出明道，就可贯通全部宋学。明道以释氏之法治心，以孔氏之法治世，治心治世，打成一片，恰走入老子途径。近人章太炎曰：“大程远于释氏，而偏迩于老聃。”故中国学术，彻始彻终，可以老子贯通之。

世人以佛老并称，则老子学说，又可贯通印度学术。严又陵批老子，于第十章曰：“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于三十七章曰：“此旨与卢棱正同。”于四十六章曰：“纯是民主主义，读法儒孟德斯鸠法意一书，有以征吾言之不妄也。”足知老子学说，又可贯通西洋学术，我不是说：我国有了老子，就可不去学西洋学问，我是说：西洋学问与老子相通，我们可以尽量去学。

我们从周秦诸子中，把老子提出来，就可把中西印三方面学术，沟通为一。有人说：著《道德经》的老子是战国时人，不是春秋时人，我不管他生在春秋时，生在战国时，我只是说：一部《道德经》，可以贯通中西印三方学术。知其可以贯通，才可把世界学说融合为一。

我们主张把力学规律，应用到人事上来，而老子则早已用之，他书中屡以水为喻，水之为物，即是依力学规律而变化的。牛顿所说“万有引力”的现象，老子早已见之，其言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贞而贵高将恐蹶。”裂、发、歇、竭、灭、蹶六字，俱是“万有引力”那个“引”字的反面字，也即是离心力那个“离”字的代名词，老子看此等现象，不知其为何物，因以“一”字代之，古代算术，凡遇未知数，皆以“一”字代之，老子言道亦然。其所谓“一”，即牛顿所谓“引力”也。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定出公例，纷繁之物理，厘然就绪，而科学遂大进步。牛顿的原理，老子早已发明，惜乎沉埋已久，我们把他发掘出来，制成公例，纷繁之人事，一定厘然就绪，而文明必大进步。

从前印度学说，传入我国，我国尽量采用，修正之，发挥之，所有“华严宗”、“天台宗”、“净土宗”等一一中国化，非复印度之旧，故深得一般人欢迎，就中最盛者唯禅宗，而此宗在印度几等于无。我们此后采用西洋学说，仍用采用印度学说方法，使达尔文、斯密士诸人一一中国化，如用药之有炮炙法，把他有毒那一部分除去，单留有益这一部分。达尔文讲进化不错，错在倡言弱肉强食，斯密士发达个性不错，错在发达个性，而妨害社会，我们去其害存其利就是了。

孔门学说，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从前印度明心见性之说，传入中国，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宋儒就用孔门的诚意正心，与之沟通为一。现在西洋的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传入中国，又与固有学说发生冲突，我们应该用孔门的修齐治平，与之沟通为一，始而沟通，终而融合。如此则学说不至分歧，而人事之纷争可免。融合之后，再分头研究，如一株树然，知道枝叶花果，同在一树上，即无所谓冲突了。

宇宙事物，原是滋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个，滋生无数个，越滋生，越纷繁。自其相同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同，自其相异之点观之，无在其不异，古今讲学的人，尽管分门别户，互相排斥，其实越讲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学，他们的学说中，掺得有禅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孟子排斥告子，王阳明是孟子信徒，他说：“无善无恶心之体。”其语又绝类告子，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够深求，就会同归于一，犹如山中草草木木一般。从它相异之点看去，草与木不同，同是一木，发生出来的千花万叶，用显微镜看去，无一朵相同之花，无一片相同之叶，可说是不同之极了。我们倘能会观其通，从它相同之点看去，则花花相同，叶叶相同，花与叶相同，此木与彼木相同，再精而察之，草木禽兽，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电子，也就无所谓不同了。世间的学说，由同而异，由异而同，等于同出一源之水，可分为数支，来源不同之水，可汇为一流，千派万别，无不同归于海。

现在世界上纷纷扰扰，冲突不已，我们穷源竟委的考察，实由于互相反对的学说生出来的。性善说与性恶说，是互相反对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互相反对的，民主主义和独裁主义是互相反对的。凡此种种互相反对之学说，流行于同一社会之中，从未折中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为上当然不能一致，冲突之事，就在所不免了。真理只有一个，犹如大山一般，东西南北看去，形状不同，游山者各见山之一部分，所说山之形状，就各不相同。我们研究事理，如果寻出本源，任是互相反对之说，俱可折中为一。我们可定一原则曰：“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争辩了数十年，数百年，仍对峙不下，此二说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一定可合而为一。”如性善说与性恶说。

有人说：“人的意志为物质所支配。”又有人说：“物质为人的意志所支配。”这两说是各得真理之一半。譬如我们租佃了一座房子，迁移进去，某处作卧房，某处作厨房，某处作会客室，器具如何陈设，字画如何悬挂，一一审度屋宇之形式而为之，我们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质之支配，但是我们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它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们之支配，即是物质受意志之支配。欧洲机器发明而后，工业大兴，人民的生活情形，随之而变，固然是物质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机器是人类发明的，发明家费尽脑力，机器才能出现，工业才能发达，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质。这类说法，与“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是一样的，单看一面，未尝说不下去，但必须两面合拢来，理论方才圆满。有物理数学等科，才能产出牛顿，有了牛顿，物理数学等科，又生大变化。有了咸、同的时局，才造出曾、左诸人，有了曾、左诸人，又造出一个时局。犹如鸡生蛋、蛋生鸡一般，表面看去是辗转相生，其实是前进不已的。后之蛋非前之蛋，后之鸡非前之鸡，物质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质，英雄造时势，时势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进化了。倘于进化历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论，任他引出若干证据，终是一偏之见。我们细加考察，即知鸡之外无蛋，蛋之外无鸡，心之外无物，物之外无心，鸡与蛋可说是一个东西，心与物也是一个东西，原可合而为一。

就实质言之，世间的事，有知难行易的，有知易行难的，例如：发明轮船火车，何等艰难，发明之后，叫技师依样制造，那就很容易了，是谓知难行易。学制轮船火车的人，在课堂上听技师讲说制造方法，心中很了然，到工场实地去做，那就很难了，是谓知易行难。

傅说说：知易行难，孙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这两个知字的意义，迥乎不同，傅说的“知”字，是指“听话了解”而言，孙中山先生的“知”字，是指“发明新理”而言。孙文学说中，所举饮食、作文、用钱等一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属乎发明方面的事。孙中山先生，是革命界先知先觉，他训诫党员，俨然是发明家对技师说话。意若曰：“艰难的工作，我已经做了，你们当技师的，依样制造，是很容易的。”故曰“知难行易”。傅说身居师保，他训诫武丁，俨然是技师对学徒说话，我们取《尚书》本文读之，即知傅说对武丁说了许多话，武丁说道：“你的话很好，我很了解。”傅说因警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是说：“课堂上了解不算事，要工场中做得出来才算事。”傅说和孙中山先生，都是按照听话者之情况而立言，无非趋重实行而已。

发明家把轮船火车发明了，叫技师依样去做，技师做成之后，又招些学生来学，这原是一贯之事，孙中山先生说的是前半截，傅说说的是后半截，所以说：两说并不冲突。

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原则：“凡事与天性习惯违反者，知易行难，与天性习惯不违反者，知难行易。”例如：我们对画师说：我家有一小孩，形状如何如何，叫他画，他画来总不肖，把小孩牵来与他看，他一画就神肖，是谓知难行易。因画师以画为业，与他的习惯并不违反也，画师把小孩画在黑板上，叫素未习画之人临摹，看得明明白白，而画来总不肖，又成了知易行难。因斯人素未习画，与习惯违反故也。革命志士，牺牲生命，在所不惜，所苦者，不知采用何种方法，始能成功，是谓知难行易。普通人，你对他讲杀身成仁的道理，他也认为是很好的事，对他讲进行的方法，他也很了解，但叫他去实行，他就不肯干，是谓知易行难。何也？杀身成仁之事，与志士之天性不违反，与普通人之天性则违反也。

再者：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说“即知即行”。孙中山先生则主张“知行分工”。说：“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两说表面是冲突的，其实也是并行不悖。以作战言之，主帅把作战计划决定了，立即发布命令，指挥将士进攻，是为“即知即行”。主帅不必亲临战场，是为“知者不必自行”。战场上的将士，未必了解主帅的计划，是为“行者不必自知”。这也是一贯的事。王阳明说“知行合一”，是就主帅本身言之。孙中山先生说“知行分工”，是就指挥将士言之，如果本身都要分工，那么，孙中山先生著了一部《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就可闭门高卧了，而他十次失败，十次起事，可知他本身是实行“知行合一”的，不过训诫党员的时候，是主帅对将士说话，才有“知行分工”的说法，全军之中，只有主帅一人才能这样说。其他将士奉命作战，“即知即行”。如果也说“知行分工，知者不必自行”，那就误事不小了。我们这样的研究，即知王阳明的说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原是各明一义，我们在某种情况之下，适用某种说法即是了。

一部《孙文学说》，全为党员怠于工作而作。所有“知难行易”和“知行分工”之说，都是按照当日情事，为党员痛下砭针，有了这种病，才下这种药，至于傅说和王阳明所说的，其病情又自不同，我们识得立言本旨，才不至自误误人，凡读古人书，俱当如是。

我们又可定一原则曰：“关于人事上之处理，凡有互相反对之二说，一定是一主性善说，一主性恶说”。孟子主张仁义化民，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韩非主张法律绳人，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个人主义经济学，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独裁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民主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点；达尔文之互竞主义是以性恶说为立足点，克鲁泡特金之互助主义是以性善说为立足地。因为人性之观察不同，创出之学说遂不同。我们欲解除世界之纠纷，当先解除学说之纠纷，欲解除学说之纠纷，当先从研究人性入手。

人性本来是浑然的，无所谓善，无所谓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在当时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遂独树一帜，但是遗下了半面。荀子出来，把这半面提出来，曰性恶，也是一种新奇学说，于学术界，又独树一帜，成为对峙之派，此二派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何也？各得真理之一半也。孟子之性善说，已经偏了，王阳明致良知之说，则更偏，学术界通例，其说愈偏者愈新奇，愈受人欢迎，所以王阳明之说，一倡出来，风行一世。荀子之性恶说，已经偏，我的厚黑学则更偏，阳明向东偏，我向西偏，其偏之程度恰相等，所以“厚黑学”三字，遂洋溢乎四川。后来我著《心理与力学》，说“人性无善无恶”。阳明晚年，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譬之攻城，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入了城中，所见景物，彼此都是一样，阳明讲致良知，说得头头是道，我讲厚黑学，也说得头头是道，其实皆一偏之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