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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日本上高森遗址（第2页）

会不会是因为藤村的造假手段太高明了，以至于蒙骗了大多数的专家？

说这话，真的是抬举藤村了。前面我们也讲了藤村造假被揭穿的过程，平心而论，手段并不高明，知道真相的我们甚至会发出疑问：“就这？”不过，细细分析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整个造假利用的是考古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就是对文物年代的判定。藤村只有让自己收集的假石器看起来有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历史，整个链路才行得通。

前面我们讲过，考古学中主要有两种确定年代的方法：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一般来说，在没有经受扰动的情况下，地层中遗物的年代应该是与地层的年代一致的。藤村偷埋石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在相应的地层中挖一个坑穴，再埋入石器；另一种是在遗址的较大范围内分散地埋入石器。等到石器“出土”后，藤村会请专家来测定地层的年代，而地层的年代一旦确定，石器的年代也就随之确定了。

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过去日本学术界之所以相信了藤村的发掘成果，就是因为这些石器“出土”于古老的地层。

●为什么是记者揭露了造假？

不过细细一想，上面说的这套理论其实经不起推敲，甚至可以说是漏洞百出。地层可以确定年代是没错，但你好歹交叉验证下啊？最起码的类型学分析，对石器的形态和加工技术进行研究总归有吧？我国知名的考古学家卫奇先生在赴日本考察上高森遗址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少的石器标本都带有铁锈的擦痕，我们都知道，铁器是很晚才出现的，在旧石器时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就相当于200年前的清朝人用上了电脑。然而这些疑问，都被日本考古学家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是日本考古学界不严谨吗？还是说有意为之？

问题比较复杂，这其实涉及到当时日本学界的研究倾向。当时学界有两个主流的观点。一个是所谓的“层位优先于型式”，就是指在判断早中期旧石器的年代时，应当优先考虑出土物所在地层的年代，而不是对石器本身的类型学进行研究。它是提出者是当时旧石器考古的泰斗型人物、日本东北大学教授芹泽长介。有意思的是，芹泽正是藤村的恩师，多年以来藤村一直受到芹泽的鼓励和支持。

这个观点乍一听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是符合当时日本的现状的。日本是个岛国，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所以多酸性火山灰土壤。这一特殊的土壤状况使除了石器以外的文物很难保存下来，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类型学研究的难度。再加上日本旧石器考古开展的时间较短，关于旧石器类型学的研究还不够成熟，除了少数专家外，一般发掘者是很难了解复杂的石器加工技术的。所以，用“层位优先于型式”的观点来判断石器的年代成了一条捷径。

另一个主流观点，是认为当时的日本旧石器时代已经拥有先进的加工技术，比较典型的是关于磨制石器的例子。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普遍认为磨制石器是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过程中才开始出现的，而日本学界则认为日本的旧石器文化中存在着磨制石器。这一观点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就是既然日本的旧石器时代能够出现磨制石器，那为什么不能够出现其他高级的加工方式？

藤村正是利用了这两种观点，形成专家的“视野盲区”，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专业的考古学家囿于自己的认知久久无法突破，去揭穿这身“皇帝的新衣”的，就只能是媒体记者了。

●民族中心主义影响下的考古学

不过在我看来，这原因往深了说，完全是日本的民族中心主义在作祟。长期以来，日本的考古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政治压力，强调崇拜天皇的神圣地位以增强民族团结使得他们无法发掘和研究某些特定历史阶段，以及与皇室有关的遗址与墓葬。考古学家们必须非常小心，避免他们的解释有悖于官方对日本古代史的说法。

这一政治压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更为强势。日本战败后，民族自尊心亟需重建，这个时候，考古学成为了军国主义垮台后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最好手段。毕竟对于大部分民众来说，新的考古发现可以帮助追溯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重拾民族自尊心，从而增强社会凝聚了。所以，考古学家们就想拼命地将本国的历史往前推到绳纹时代之前和旧石器时代。

可事实呢？在藤村之前，日本的史前史可考的只有3。5万年。与之比较，中国有距今约5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及其文化，有距今约100万年的小长梁遗址，还有距今约180万年的西侯度遗址。朝鲜半岛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虽没有中国多，但也有一些重要的遗址，如朝鲜平壤市祥原郡的黑隅里遗址，年代距今约60—40万年。和整个东亚历史相比，日本的史前史简直不值一提。或许，正是在这种“为日本历史正名”的狭隘的民族自尊心影响下，藤村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冲击”那旧石器时代的时间上限。而他的那些日本同行，也因为民族自尊心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相信藤村的说法，希望日本拥有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悠久的历史，才不自觉地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疑点。

事实上，藤村的造假事件并不是孤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考古学也一样，它从来就不是待在象牙塔中的，而是不断地受到政治、社会的影响，从而不可避免地走了些歪路。在本章的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个同样受到民族中心主义影响、号称二十世纪最大考古骗局的学术造假事件：皮尔当人事件。

20世纪初，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根据进化论，人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而人与猿在身体上主要有两个区别：脑容量和直立行走。可是，当时已经发现的一些古人类化石，如爪哇人、尼安德特人等，它们都显示出了落后的大脑和进步的躯干这些特征。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古人类都是些“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形象，身为“高贵”的人类，我们自然很难接受自己的祖先居然如此蠢笨。所以，当时的学术界普遍相信大脑应该先进化出来。与猿类分化开后，再进化出四肢，而不是相反。但这一理论，苦于迟迟没有实物证据的支持。

另一方面，20世纪初也是全世界古人类化石的大发现时代，德国发现了大名鼎鼎的尼安德特人化石，法国发现了克罗马农人化石，而作为“欧洲三巨头”之一的英国，在这方面却迟迟没有进展，这极大地刺激了英国民众的自尊心。

在这种背景下，“皮尔当人”应运而生。

1912年2月的一天，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地质部主管史密斯·伍德沃德的办公室桌上，多了几块人类的颅骨碎片，这是他的律师朋友，同时也是一名业余古生物学爱好者查尔斯·道森带来的。据道森说，这是在1908年一些工人在一个叫皮尔当的地方挖掘是发现的。因为工人们没有留心，颅骨被不小心敲碎了。后来，这些碎片辗转到了道森的手中。

到了1912年6月2日，伍德沃德、道森和法国耶稣会教士德日进一起来到了皮尔当。德日进这个人我们可能很陌生，但他与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他的参与，才有了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

在现场，他们又发现了一个人类的下颚骨和两颗臼齿。之后，他们在12月18日伦敦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公布了这个重大发现。伍德沃德依据与颅骨一起出土的古生物化石的年代判定，这是更新世时期的化石，距今大约50万年。为了纪念第一位发现者，他将其命名为“道森曙人”。

伍德沃德是当时的学术界权威，说出的话自然十分具有说服力。更何况，这个颅骨实在是太完美了，除了下颚骨和臼齿很像猿之外，其他都与现代人很像，表明这是一个半猿半人的过渡型化石，完美弥补了从猿到人进化的缺环。

消息公布之后，英国民众直接炸开了锅，民族主义情绪瞬间被点燃：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英国成为人类的发源地是当之无愧的！

此后，人们又在皮尔当地区陆陆续续发现了其他的化石。1913年夏天，德日进在同一个砾石层发现了一颗犬齿化石，刚好可以和前面发现的下颚骨化石配套。这听着，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

1915年，道森在距离原发现点两英里处，发现了两块颅骨碎片，被判定为属于另一个皮尔当人。1916年，道森病故。可是令人疑惑的是，在他死后，很多古生物学家继续在皮尔当发掘，却再也没有发现任何化石了。

我们再将目光放至世界，前面说过，尼安德特人、克罗马农人等古人类的发现，暗示了人类的进化可能是四肢早于大脑的。20世纪2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古人类化石被发现，尤其是“北京人”和南方古猿化石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直立行走的进化比大脑的进化要早，而且猿人的下颚与人相近，而脑容量则要比人小。

“皮尔当人”开始显得格格不入。但苦于没有证据，再加上当事人已经离世，所谓“死无对证”，也不太容易证伪。直到40多年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古生物学家掌握了更为精确的年代鉴别技术。其中一种，就是利用骨化石中的含氟量来断代。原理非常简单，骨骼埋入地下后，地下水中的氟会侵入骨骼，使骨骼中的无机磷化合物——羟基磷灰石变为氟磷灰石。由于这一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骨骼中的含氟量越高，表示埋在地下的时间就越长。那么，我们只要测试骨骼中的含氟量，就可以大致知道其年代了。

1952年，牛津大学古人类学教授K。P。奥克利用这个方法对皮尔当人的下颚骨进行测定，结果发现年代大概只有5万年，很显然，作为猿人过渡型化石，这年代也太短了些。后来，奥克利又采用了同位素技术、化学方法、X射线、显微技术等多种方法，交叉实验，最终证明了它是一个拼接物：头颅，是一个大约500年前的中世纪古人的，下颌骨，是现代猩猩的，而臼齿，是黑猩猩的。为了显得年代久远，它们还用铁溶液与铬酸浸泡过。

一场欺骗了学术界将近半个世纪的惊世谎言，最终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