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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与一神教004（第2页）

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伟人往往以两种方式影响他的同胞：即以他的人格和他所提出的观念。观念可能强调的是群众所渴望的某种古代人形象，或者可能给他们指出一个新的渴望的目标，或者也可能以某种其他方式迷住他们。有时——这无疑是一种更主要的情况——人格本身在起作用，而观念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至于一个伟人何以变得如此重要，我们现在并非一无所知。我们知道，整个人类都对权威有一种强烈的需要，这个权威往往受到人们的推崇，人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甘愿受他的统治，或许还会受他的虐待。我们已从个体心理学中了解到这种群众需要的根源是什么。这是每个人从童年开始就感觉到的对父亲的渴望，是对传说中的英雄所吹嘘的他已打败了的那位父亲的渴望。现在我们才开始逐渐明白，我们赋予伟人的一切特征都是父亲的特征，而我们所白白寻求的伟人的实质则在于这种一致性。思想的果断性、意志的力量、行动的能力都是父亲形象的一部分——但首要的是这位伟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他的那种可能发展成为残酷无情的神圣冷漠。人们必须崇拜他，人们可以信任他，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害怕他。我们从下面这句话本身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除了父亲之外，谁还能是儿童心目中的‘伟人’呢？”[316]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父亲的伟大原型，在摩西这个人身上，屈尊降驾而为贫苦犹太人的父亲，来向他们保证，他们是他亲爱的孩子。一个唯一的、不朽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观念一定会对他们产生绝对压倒的影响，对他来说，让他与他们订立一个契约并非过于卑劣。他曾允诺，倘若他们对他的崇拜是忠诚的，他就关怀他们。对他们来说，要把摩西这个人的形象和他的上帝形象区分开来可能并非易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因为摩西可能会把他自己的人格特征揉合到上帝的性格中去——例如他的暴躁脾性和他的冷酷无情。倘若有一天他们果真杀害了他们的伟人，那么，他们无非是重犯了一种罪行，按照法律规定，这种罪行在古代是对神圣帝王的一种反抗；而且，如我们所知，这种罪行是一种回复到更古老原型的罪行。[317]

如果一方面我们发现这个伟大人物是这样发展到神性的，而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记住，父亲也曾经是一个孩子。那么，在我们看来，摩西所代表的伟大的宗教观点并不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是从埃克赫那顿国王那里接受过来的。而且，作为宗教创立者的埃克赫那顿的伟大之处已得到明确的证明，或许他一直在遵循着暗示，这些暗示是通过他的母亲的媒介[318]，或通过其他途径——从近东和远东各地——传递给他的。

我们无法再继续追寻这些事件的链索（theofevents），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认识到这些最初的步骤，那么，一神教的观念就会像飞去来器一样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试图把这种荣誉归于一位与新观念有关的人，这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显而易见，许多人都参与了新观念的发展并对它做出了贡献。再者，在摩西这里中断这条因果链索（theofcauses），而且无视那些使他获得成功并发展了他的观点的后继者们，即犹太先知们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一神教的种子在埃及没有成熟。如果以色列人放弃了沉重而严格的宗教，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他们当中发生。但是，从犹太人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复活了正日趋衰败中的传说，更新了摩西提出的训诫和要求，他们锲而不舍，直到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几百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经过两次伟大的改革，一次发生在巴比伦的流亡之前，另一次在其后，完成了从普及之神耶和华向上帝的转变，摩西强迫犹太人崇拜的就是这个上帝。在已成为犹太民族的人民群众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心理倾向，其存在可由这个事实来证明，他们能够造就如此众多的个体，准备承担起摩西宗教的重担，以作为对成为上帝特选子民的报偿，或作为对其他具有类似程度的奖励进行的报偿。

（三）理智的进展[319]

为了在一个民族中产生持久的精神结果，仅担保他们是神的特选子民显然是不够的。若要使他们相信它，并从这种信念中得出结论，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们证明这一事实。在摩西的宗教中，“出埃及记”就是这样一个证据：上帝，或以摩西命名的上帝，一直不厌其烦地以此作为他偏爱犹太人的证据。为了保持对该事件的回忆，他们开始过“逾越节”（thePassover），或者毋宁说，在一个早已形成的节日中插入了对那一事件进行回忆的内容。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回忆：逃出埃及只能属于朦胧的过去。目前，上帝偏爱他们的迹象无疑是十分缺乏的。该民族的历史表明他们已失去了上帝的宠爱。如果各原始民族的神祗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没有保证他们取得胜利、获得幸福和舒适，那么，原始民族就会经常废黜他们的神，或者施加惩戒。在每一个时代，国王们所受到的对待和神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于是便揭示了一种古代的同一性：即他们是同根同源的。这样，假如现代人的国王由于被打败而丧失了王权，并相应地进行割地赔款，那么，现代人照例会把他们的国王赶下台。但是，为什么以色列民族越是受到他们的上帝的虐待，就越是顺从地依附于他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暂时搁置一旁的问题。

这可能激发我们去探究，这个民族除了由于意识到自己是上帝特选子民，因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之外，摩西的宗教是否并未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呢？确实，人们轻易地便可发现另一个因素。这个宗教也给犹太人带来了关于上帝的更为崇高的观念，或者，我们可以更谦虚地说，带来了一个更崇高上帝的观念。凡相信这个上帝的人，都能分享到他的伟大，都感到自己也变得崇高了。对于一个不信教的人来说，这并非完全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我们指出，一个身在异国的英国人，虽然由于异国发生叛乱而感到很不安全，但他却感觉到一种优越感——这种情感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小国市民中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么，对这一点我们或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这个英国人依赖的是这一事实：即如果他的一根头发受到伤害，他的政府就会派军舰前来，叛乱者对此也十分明白——而小国却根本没有军舰。由此可见，对大英帝国之伟大所感到的骄傲，和在每一个英国人心中所感受到的更大的安全性——即受到保护——的意识，是有其共同根源的。这可能类似于一个伟大上帝的观念。而且由于一个人不能求助于上帝来管理世界，因此对上帝之伟大感到的自豪就与被上帝所选中的自豪融合在一起了。

在摩西宗教的戒律中，有一个戒律比初看上去更为重要。这就是禁止制作上帝肖像的戒律——强迫人们崇拜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在此我认为，摩西比阿顿神教更为严厉。或许他只是想与阿顿神教取得一致：他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名字又无面容。或许这是反对滥用巫术的一种新策略。但是，如果这个戒律被人们所接受，它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它意味着，和所谓抽象观念相比，感知觉处于次要地位了——这是理智性对感官性的胜利，或者严格地说，是一种伴有其必要的心理学结果的本能性放弃。

乍一看这似乎没有明显的说服力，要想使它具有说服力，则必须回顾一下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同样特征的其他过程。其中最早的，或许最重要的过程混合在原始时代的混沌状态中了。它的惊人影响迫使我们确信它曾经出现过。在我们的儿童中，在患神经症的成人中，以及在原始民族中，我们发现了这种我们描述为相信“思想万能”（omhoughts）的心理现象。在我们看来，这是对我们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是理智）活动能改变外部世界的影响所做的一种过高评价。实际上，一切巫术（它是我们的技术的前身）都依赖于这个前提。言词的所有魅力在此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人们相信，知道并念诵一个人的名字会产生这种力量。我们认为，“思想万能”是表示人类对言语的发展感到骄傲，言语发展导致了人的理智活动取得如此非凡的进步。理智性的新领域打开了，和低级心理活动相比，观念、记忆和推理便成为决定性的，低级心理活动则只有感官的直接知觉作为内容。毫无疑问，这是通往人性化的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我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掌握另一个后期的过程。在那些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对这些因素我们无须在此讨论，而且其中有些部分我们还不完全了解）母权制社会秩序被父权制社会秩序所取代——这当然包括以前一直盛行的法律秩序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反响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俄瑞斯忒斯》一书中似乎还听得到。[320]

但是，这种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还证明，这是理智性对感官性的胜利——就是说，它是文明的一次进步，因为母性是由感官证据证明的，而父性则是根据一种推论和前提而做出的一种假设。以这种方式支持思想过程优越于感知觉，这种做法已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措施。

在我提到的那两个事件之间的某一时期[321]，还有另一个事件与我们在宗教史中的研究有最密切的关系。人类发现，自己被迫普遍承认“理智的”（geistige）力量——这些力量虽然不能通过感觉（特别是视觉）来掌握，但它们却能产生毋庸置疑的而且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假如我们可以用语言作为证据，那就可以把语言说成是由于理智性原型所提供的空气运动，因为理智是从风的轻微流动——阿尼姆斯（animus）、灵魂（spiritus）[322]和希伯来语的呼吸（ruach）——中获得这一名称的。和发现每一人类个体的理性原则一样，这也导致了心灵［Seele（灵魂）］的发现。观察又一次在人的呼吸中发现了空气的运动，人一死亡，呼吸便停止。到这一天，一个濒死的人就会“呼出他的灵魂”。但是，现在精神世界（Geisterreich）向人们敞开着。他们做好了准备，要把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灵魂赋予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使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beseelt）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科学在重新消除它的一部分灵魂世界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确实，即使在今天它也尚未完成这一任务。[323]

这里的许多情况是众所周知和普遍接受的。我所要做的只是补充一点，具有犹太人性质的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是由摩西禁令反对崇拜有形的上帝而引起的。

大约两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的生活中一直重视理智活动，这当然会产生其影响。它有助于制止暴行和暴力倾向，在肌肉力量的发展成为普遍理想的地方易于出现这种凶残和暴力倾向。希腊人在理智活动和身体活动的修养方面达到了和谐一致，而犹太人却没有达到。在这个两分法中，他们的决定至少有利于更有价值的选择。[325]

（四）本能的克制

现在还不明显，而且人们还不能马上理解为什么理智性的进步，感官性能的倒退，会提高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自尊心。似乎可以预先假定，存在着一个明确的价值标准，存在着保持这个价值标准的另一个人或机构。为解释起见，我们不妨举一个我们已经有所了解的个体心理学的类似实例。

如果一个人的本我提出一个爱欲的或攻击性的本能要求，那么，最简单而又最自然的事情是，支配着思维器官和肌肉器官的自我应该用行动来满足这一要求。自我把本能的这种满足作为快乐来感受，正如它的不满足无疑会成为不快乐的根源一样。现在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自我是由于某些外部障碍而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就是说，当它觉察到这种行动本身会对自我造成严重危险时，它才避免满足这种本能的。放弃这种满足，即由于外部障碍而引起对某种本能的克制——或者如我们所说，为了服从现实原则——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如果本能的克制不能通过能量的移置（displatsy）而减少本能自身的力量，那么，本能的克制就会由于不愉快而导致持久的紧张。但是，本能的克制也可以由其他原因引起，我们正确地称之为内在的原因。在个体发展过程中，外部世界的一部分力量进行了内化（internalized），在自我中便形成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是在观察、批评和抑制意义上来对付自我的其他部分的。我们把这个新的机构称为超我。从那时起，在使本我所要求的本能满足发挥作用之前，自我不仅要考虑外部世界的危险，而且要考虑到超我的反对，它将有更充足的理由不让本能得到满足。但是，鉴于本能的克制在出于外部原因时只能是不快乐的，在出于内部原因时则服从于超我，因此，它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除了不可避免地令人不愉快的后果之外，它也会使自我产生快乐——这可以说是一种替代的满足（substitutivesatisfa）。自我感到被提高了；它为本能的克制而感到自豪，仿佛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成就。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产生快乐的机制。超我是个体的父母（和教育者）的继承者和代言人，父母（和教育者）曾在个体生活的最初阶段监督过他的活动；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行使着他们的功能。它使自我处于永久的依赖状态，并且不断对它施加压力。就像在童年时代一样，自我非常担心失去这位最高主人的爱；它觉得主人的赞许就是解脱和满足，而主人的谴责就会使良心感到痛苦。当自我为超我做出这种牺牲而进行本能克制时，它希望因此而获得它的更多的爱来作为报偿。它以获得这种爱的意识而感到自豪。当这个权威尚未内化为超我时，在失去爱的威胁和本能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同样的关系：当一个人出于对父母的爱而做出本能的克制时，就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和满足感。但是，在权威本身已成为自我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幸福的感受才能具有独特的引以为自豪的自恋性质。

这些当然不是富有成果的考虑。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和我们所探究的是什么决定了犹太人的性格并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看法只会对我们有利；但是，以后我们还会发现一个事实，表明这和我们的问题有一定的联系。从反对制作上帝形象的禁令开始的这门宗教，千百年来愈益发展成为一种本能克制的宗教。这不是因为它要求性欲节制（sexualabstinence）；它满足于对性自由施行明显的限制。然而，上帝却是完全解除了性欲的，并且被提到了道德完善的理想高度。不过，道德伦理是对本能的一种限制。先知们从来不知疲倦地宣称，上帝除了要求他的人民采取一种公正的或有道德的生活行为方式之外，别无所求——就是说，要放弃所有的本能满足，因为我们今天的道德标准仍然把本能的满足视为邪恶的。与这些道德要求的严肃性相比，甚至人们信奉上帝的要求似乎也退居第二位了。本能的克制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宗教中起着突出的作用，虽然在宗教发展的初期它并没有突出地表现出来。

这一系列事件的基本部分在人类个体的简略发展中得到了重复。在这里，也是父母的权威——主要是专制的父亲的权威，以他的权力威胁要惩罚儿子——要求儿子做出本能的放弃，并且由他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后来，当社会和超我取代了父母的地位之后，儿童所谓“表现好”或“淘气”便被描述为“好”和“坏”；或者“有道德的”和“邪恶的”。但是，这里讲的仍然总是同一码事——即在权威压力之下的本能克制，这种权威是对父亲的取代和延续。

当我们考察神圣这个值得注意的概念时，对这些发现的研究就会更深入一步。和我们高度评价并认为重要的其他事情相比，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真正“神圣”（holy）的呢？[326]一方面，神圣与宗教事务有联系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联系一直受到强调：所有宗教的事务都是神圣的，这就是神圣的真正核心。另一方面，人们无数次地尝试把神圣的特征适用于如此众多的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其他事物——人、制度、功能——我们的判断往往受这些尝试的干扰。这些努力带有明显的倾向性目的。我们不妨从与神圣有如此密切联系的那个禁令的特征开始。神圣的东西显然是某种不可触摸的事物。一种神圣的禁令具有非常强烈的情绪色彩，但实际上却没有理性基础。例如，为什么与女儿或姐妹**竟会是这样一种特别严重得罪行——竟比任何其他**都严重得多呢？[327]当我们要求获得一种理性基础时，人们当然会说，我们所有的情感都对此深表反对。但是，这只不过意味着，人们把这条禁令视为不证自明的，他们并不知道它有任何基础。

在神祗们、国王和英雄们当中存在着**关系，这个证据也有助于我们做出另一种尝试，这种尝试寻求从生物学上来解释对**的恐惧，并将其追溯到对近亲繁殖所造成的恶果的一种模糊认识。但是，甚至在今天我们也还不能确定近亲繁殖究竟会造成什么危险后果，更不用说原始民族能认识到这一点并予以防止了。在确定被允许的和被禁止的亲属关系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个证据几乎无助于提出假设，即认为“自然感情”，是对**恐惧的最终基础。

对史前史的构想迫使我们做出另一种解释。有利于族外通婚的法令（对**的恐惧则是对该法令的消极的表现）是父亲意志的产物，在他被铲除之后这种意志却被延续下来。由此便使它产生了具有情绪色彩的力量，而且不可能为它找到一种理性的根据——这就是它的神圣性。我们满怀信心地预测，对神圣禁令的所有其他情况的研究会使我们得出和**恐惧相同的结论：神圣的东西就其根源而言不过是那位原始父亲意志的延续。这同样能说明那些表达神圣概念的词语的不可理解的矛盾性。正是这种矛盾性才普遍支配着与父亲的关系。［拉丁语］“sacer”这个词的意思不仅是指“神圣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指我们只能译为“声名狼藉的”、“可恶的”的东西（例如“aurisacrafames”）。[328]父亲的意志不仅是一个人不能触动，必须高度尊崇的东西，而且是以前曾使人不寒而栗的东西，因为它要求人们做出痛苦的本能放弃。当我们听说，摩西通过把割礼的风俗介绍给他的人民，而使他们变得神圣时，我们现在才理解到这种说法的深层含义。割礼是阉割的象征性替代物，是那位原始父亲施加给他的儿子们，以充分显示他的绝对力量，无论谁接受那种象征，便以此表明他准备屈从于父亲的意志，即便这使他付出了最痛苦的牺牲。

（五）什么是宗教中的真理

对我们这些没有信仰的人来说，那些相信存在着一个最高的上帝的人是多么令人忌妒啊！对这个伟大精灵来说，世界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所有这一切制度都是由他亲自创造出来的。同我们所能做出的最竭尽全力、最微不足道而又琐碎的解释相比，那些信徒们的教义是多么全面、多么详尽而又多么明确啊！这个神圣的精灵本身就是道德完善的理想，他向人类传播了这种理想的知识，同时，竭力使人类自己的本性与他相似。人类直接就能感受到什么是高尚与崇高的，什么是低贱与卑劣的。他们的感情生活是根据他们在任何时候与该理想的距离来衡量的。当他们趋近于它——也可以说当他们在近日点时，他们便感到很大的满足；当他们在远日点，即远离它时，惩罚便使他们深感不快。所有这一切的确定都是如此简单明了而又不可动摇。我们只能感到遗憾，在这个世界上，某些生活经验和观察竟然不能使我们接受这个前提，即存在着这样一个最高的上帝。仿佛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谜似的，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即弄清这些人是怎样获得他们对神圣上帝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是从哪里获得其巨大力量的，使它竟然能够压倒“理性与科学”。[329]

让我们重新回到我们迄今一直探讨的这个更朴实的问题上来。我们企图解释犹太民族的独特性格的起源，这种性格很可能就是使他们得以生存到今天的东西。我们发现，摩西这个人通过赋予他们一种宗教，而使他们铭刻上了这种性格，这种宗教大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尊心，致使他们认为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此后他们便与其他民族相分离而生存下来了。血统的混杂对此很少妨碍，因为使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理想因素，即共同拥有的某种理智的和情感的财富。摩西的宗教之所以导致这一结果，是因为（1）它允许人民分享上帝这一新观念的伟大；（2）它声称犹太民族已被这个伟大的上帝所选中，并且注定会证明是他特别偏爱的民族；（3）它把本身就很重要的理智性进步强加于该民族。此外，还为正确评价理智活动和进一步克制本能开通了道路。

这就是我们所得出的结果。而且，虽然我们不想收回我们所说的一切，但我们也无法隐瞒，这里多少有一些不怎么令人满意的东西。譬如说，原因和结果不怎么吻合；我们想要解释的事实和我们用以解释它的东西似乎不相匹配。或许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研究尚未揭示出其中的全部动机，而只是发现了一层表面现象，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待发现吧？鉴于生活中和历史上一切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出现这种结果是可以预料的。

我们已经说过，在一段时间之后，犹太民族又一次放弃了摩西宗教一至于他们是完全放弃了，还是保留了它的某些戒律，我们却无法猜测。如果我们认为，在夺取迦南的那一段漫长岁月里，以及与居住在迦南的各民族的斗争中，耶和华宗教和其他太阳神崇拜［巴得姆神］基本上没有区别，那么，尽管一切后期倾向都致力于在这个可耻的往事上蒙上一层面纱，但我们仍将立足于历史的基础之上。

然而，摩西宗教并未销声匿迹。或许在祭司阶层的某些个别成员中，通过古老的记录方式，保留着对它的模糊而又歪曲的记忆，或对它提供支持的记忆。而且，正是这一伟大过去的传说继续在背后发挥着作用，可以说，它慢慢地获得了对人的心灵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权，并且终于成功地把耶和华神变成了摩西神，把已经建立的、随后又早在许多世纪以前被抛弃了的摩西宗教，重新召回到生活中来了。

在本研究的前面部分（英文版第72页以下，第一部分的第三、四、五节），我们已经考虑到，如果我们想使这种传说的成就能被人们理解，做出什么假设才是不可避免的。

（六）被压抑的复归

对心理生活的分析研究使我们了解到，其中有大量类似的过程。有些可被描述为病理的，另一些则可被视为各种正常事件。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两者（病理事件和正常事件）之间的界限并未明确划定，它们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远为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是发生在自我本身之中呢，还是在他们面对自我时与它格格不入——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些变化应视为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