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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与禁忌05（第2页）

可是，我们又如何理解痛悼动物之死这一节日狂欢的前奏曲呢？如果族民们因宰杀图腾（这通常是一种禁忌的动作）而欣喜若狂，他们为什么又要对之深表哀悼呢？

我们已经看到，族民们通过分食图腾而获得了神圣性：他们加强了自己与图腾以及他们彼此间的认同。他们的节日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行为似乎可以用下述事实来加以解释。这就是，他们已将以图腾这一实体作为载体的神圣生命摄人了自己的体内。

精神分析学已经揭示，图腾动物其实是父亲的替代物；而这一点正好与下述这一对立的事实相吻合。这就是，尽管宰杀动物通常是禁止的，但是这种宰杀却又形成了动物先遭宰杀后被哀悼这样一种节日的场合。时至今日仍是我们孩子的父亲情结的一大特征，甚至常常在我们成人生活中也挥之不去的矛盾情感态度，似乎已延展到作为父亲替代物的图腾动物身上。

现在，如果我们将图腾的精神分析学诠释与图腾餐这一事实以及与达尔文有关人类社会的早期状态的理论结合起来的话，那么我们就有了进一步深入理解的可能，也就有可能得到一个假设，虽然它似乎不可思议，但却有助于在至今仍然互相割裂的种种现象之间确立一种不容置疑的相关关系。

当然，在达尔文的原始群落（primalhorde）理论中根本没有图腾崇拜起源的份儿。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行为狂暴、妒火中烧的父亲。他独占所有的女人，并且待儿子们一旦长大就统统赶走。社会的这种最原始的状态从未成为考察的对象。我们实际遇到的那种最原始的（也是如今在某些部落仍起作用的）社会组织是由几帮男人组成的；其中各帮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力，都要服从于图腾体系的种种限制，包括母性传承。这种形式的组织能够从另外的那一种发展而来吗？如果能，那又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如果求助于图腾餐庆典，我们是能够找到一个答案的。某一日[157]，那些背井离乡的兄弟们聚到一起，杀死并吞了他们的父亲，就这样家长式统治的群落土崩瓦解了。他们团结一致并鼓足勇气地去干，终于做成了靠他们每个人决计干不成的事。（也许文化上的某种发达，如某种新式武器的掌握，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优越感的力量），由于他们是食人的蒙昧人，不用说，他们肯定是既杀人又生吞自己的牺牲品。这位行为狂暴的原父无疑令所有兄弟们害怕和忌妒，所以通过将他吞食这一动作，他们完成了与他的认同，兄弟中的每个人都得到一份他的力量。也许是人类最早节日的图腾餐就这样成了对这一刻骨铭心的犯罪行径的重复和纪念。它是许多现象，如社会组织、道德限制及宗教的起始。[158]

为了使后面的这些推论能够为人接受，我们暂且将它们的前提搁置一旁，只需设想由兄弟们群情激愤形成的这一暴众群体，充满着我们在自己的孩子们和神经症患者的矛盾的父亲情结中可见到的那种相互冲突的情感。他们恨自己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他们在权力欲和性欲上的巨大障碍；然而，他们又是那么爱他、敬慕他。在他们将他剪除、解了恨并将与他认同的欲望付诸实践之后，那种一度遭践踏的喜爱之情又必然会涌现出来。[159]它以悔恨之情的形式表现于外。罪恶感表露了出来。在这里，它正好与整个群体都感受到的悔恨之情相吻合。亡故的父亲比生前更强大，因为，这些事变的影响我们乃至在当今的人类事务中仍常常可见。至此，在他生前人们不可为之事又由儿子们自己加以禁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精神分析学中叫作“迟发性服从”（deferredobedience）的心理过程。他们禁止宰杀图腾这一父亲的替代物，以此来否定自己的弑父行为。他们也放弃了对现已获得自由的那些女人的占有权，以此拒绝弑父行为的成果。因此，这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使他们形成了图腾崇拜的两个根本的塔布。正是由于这一大逆不道的缘故，这两个塔布必然要与俄狄浦斯情结中两个被压抑的欲望相对应。无论谁触犯了这两大塔布都是在犯令原始社会深恶痛绝的绝无仅有的两大罪恶。[160]

作为人类道德起源的图腾崇拜的这两大塔布在心理学上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其一，图腾动物保护法整个地建构在情感动机之上：父亲实际上是被消灭了，因而这种弑父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被取消。然而，其二，**禁忌却也有一个强大的实际基础。虽然兄弟们为了推翻自己的父亲而结帮成派，然而在女人问题上他们彼此又都是对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早已意欲独占所有的女人。新的社会组织将在这场人人为敌的混战中土崩瓦解，因为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力量，以致能够真的替代父亲的角色。兄弟们要想继续共同生活，那就别无选择，只有（也许在吃足苦头之后才会）制定**法。根据**法，他们都放弃了自己意欲占有的女人，而这些女人却正是他们弑父的主要动机。他们以这种方式拯救了曾使他们强大无比的社会组织——一个也许形成于他们被放逐于部落之外的时期以同性恋的感受和行为为基础的组织。巴霍芬（Ba，1861）所说的母权制的萌芽也就在于此，而这一萌芽也因此被父权的家族组织所取代。

另一方面，声称图腾崇拜可以被视作指向宗教的首次尝试的观点，正是以上述第一个，即禁止伤害图腾动物生命的塔布为基础的。在这些儿子们的印象中，图腾动物是自己父亲的自然且昭著的替代物；但是，他们强加于自己的对待图腾动物的方式并非仅仅体现了他们希望表达悔恨之情的心理需求。透过与这一代理父亲的关系，他们企图减轻那种令自己五脏俱焚的罪恶感，企图与父亲重新和好。图腾体系似乎成了儿子们与父亲的一种盟约。在这一盟约中，父亲保证让他们得到孩子们幻想从父亲那儿得到的一切（护养、照料和舐犊之情），而他们则保证尊重他的生命，也就是说，不再重复那一令自己生身之父殒灭的行为。此外，图腾崇拜中还包含着一种自我辩解的企图：“如果我们的父亲能像图腾一样来对待我们，我们绝不会想到去杀他。”就这样，图腾崇拜帮助他们解决了各种矛盾。并使他们有可能忘却成了图腾崇拜起源的那一事变。

一些特征就这样形成了，并继而对宗教的本质产生决定影响。图腾宗教发端于那种基于孝心的罪恶感，旨在减轻这种感觉并通过对父亲的迟发性服从，令其息怒。后来所有的宗教大概也都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它们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产生于文明的不同阶段，运用了不同的方法；但是，它们又都展望着同一个终极，都是对文明发端于斯的同一伟大事变的反应，并且从其产生之日起，不再给人类以须臾的安宁。

还有一个特征早已存在于图腾崇拜之中，并原封不动地保存于宗教之中。矛盾情感的张力过于强大，任何人为之力都不能与之抗衡；或者极有可能一般意义上的心理条件都不利于去除这些对立的情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发现，隐现在父亲情结中的矛盾情感持续存在于图腾崇拜和一般的宗教之中。图腾宗教不仅包含了悔恨的表达和赎罪的企图，而且也是对战胜父亲的一种追忆。对胜利的满足导致了图腾餐这一纪念性节日的确立。在这一节日中，迟发性服从的种种限制**然无存。这因此成了人们的一项义务，无论何时只要人们珍爱的罪恶成果（即对父亲品质的瓜分）由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有可能不再被人们记起，人们就会以牺牲图腾动物的形式反复再现弑父之罪。我们并不惊讶地发现，在后来的一些宗教产物中，儿子的反抗这一元素虽常常有着极其怪异的伪装和变形，也还是显露了出来。

至此，我们追踪了对待父亲感情中亲情流的发展，这一感情流经过变形成为悔恨，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宗教和道德禁戒之中。（道德禁戒与图腾崇拜并非截然不同。）然而，我们切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种感情流总的说来与那些导致弑父（这正是胜利之所在）的冲动是不可分的。在随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社会性兄弟感（这也是整个变形过程的基础）继续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对血缘关系神圣化的过程中在对同一氏族内所有生命都休戚相关的强调过程中，它们都得到了表现。兄弟们以此来保障彼此的生命，他们宣称绝不会再像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对待父亲那样来彼此相待了。他们努力排除重蹈父亲命运的可能。在图腾原有的宗教性杀生禁忌上又新添了社会性杀兄（弟）禁忌。这一禁忌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才不再仅仅局限于氏族成员之中并获得了一种简单的形式：“不可杀人。”起初，父权部落被兄弟氏族（haternal）所取代，其存在也是由血缘关系加以保证的。现在，社会以同谋罪中的共犯关系为基础；宗教以带有悔恨的罪恶感为基础；而道德的基础则一部分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一部分是为罪恶感所要求的赎罪行为。

六

有许多强劲的动因限制着我，使我无法进一步描绘宗教从图腾崇拜到目前状态的发展。我只沿两条线索来谈，对于它们的发展过程我可以一清二楚地向您道来，因为它们贯穿于如下的模式，即图腾献祭和父子关系这一主题。[161]

史密斯已向我们表明，古代的图腾餐又复现于献祭的原初形式中。行为的意义是相同的，即通过同餐共饮而得以圣洁。罪恶感仍旧存在，唯有全体参与者精诚团结方可减缓。只有族神是新的，献祭就是在他面前（想象中的）进行的，他也加入到图腾餐中犹如氏族一员，享用图腾餐的人们因此实现了与他的认同。在一个原本极为陌生的环境中，这位族神何以享有如此殊荣呢？

答案也许是，就在这同时上帝的观念形成了（尽管来源不详），并控制了全部的宗教生活；答案也许还是，图腾餐和所有其他能够得到延续的东西一样，必须找到一个与新体系的接触点。然而，人类个体的精神分析研究反复向我们强调，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都是依据自己父亲的形象构成的；他与神的个人关系取决于他与自己的肉身父亲的关系；并随这一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说到底，上帝不过是一位拔高了的父亲而已。正如在关于图腾崇拜的讨论中一样，精神分析学要求我们相信那些信徒，他们称上帝为父就像称图腾为部落祖先一样。假如精神分析学还值得考虑的话，那么，上帝观念中的父亲元素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并不排斥上帝观念的其他来源和意义，只是精神分析学对它们派不上用场）。但是，那样的话，在原始献祭的情景中父亲有两次体现的机会：一次是作为上帝，另一次是作为图腾动物牺牲。而且即使精神分析学的这有限的几个解释不无道理的话，人们必然还会问这是否可能呢？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知道，神与神圣动物（图腾或献祭的牺牲）之间有着多重复杂的关系。（1）每一个神通常有一种动物（而且经常还有几种动物）作为专享物。（2）至于某些特别神圣的牺牲（“神秘的”牺牲），牺牲品绝对是神专享的动物（史密斯，1894，第290页）。（3）在图腾崇拜时代以后的很长时间内，神常常以动物之身受到崇拜（或者换个角度来看，动物被当作神受到崇拜）。（4）在神话传说中，神常常摇身一变成了动物，而且常常变成他专享的那种动物。

因此，假设神本身就是图腾动物，是在宗教感情（religiousfeeling）的后期阶段由图腾动物发展而来，这似乎不无道理。但是，考虑到图腾正是父亲的替代物，我们就不必再做更深入地探讨了。因此，如果图腾是父亲替代者的第一种形式，那么神便是后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父亲又重获人形。从构成各种形式的宗教根源（即对父亲的渴望）中派生如此一种新的臆造物完全是可能的，条件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在人与父亲或许还有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已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

我无法说明在这一发展过程的哪一点上可以找到适于那些伟大的母亲神的位置（她们也许往往要先于父亲神而出现）。然而，似乎可以肯定，对父亲的态度的转变并不局限于宗教领域，而是连贯地延展到深受父亲被废黜的影响的人类生活的另一面——社会组织之上。由于父亲神的引入，一个没有父亲的社会逐渐变成一个在父权基础上组织起来的社会。家族是对先前原始部落的恢复，它将父亲们先前的大部分权力又重新给了他们。这下又有了父亲，但是兄弟氏族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并未被抛弃；家族的新父亲们与部落的那位不受拘束的原父间的鸿沟仍旧那么宽广，保证了这一宗教渴求，即对父亲的尚未满足的渴望得以延续。

因此我们看到，在献祭的场景中，在族神面前父亲其实被体现了两次，一次作为神，另一次则作为图腾动物牺牲。但是在我们企图理解这一情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某些诠释是以一种二维的方式做出的，好像这只是一个寓言，完全忘却了它的历史分段。父亲的这种双重相貌与这一场景在时间上连续的两个意义是吻合的。在这里，对待父亲的矛盾态度以及儿子的爱的情感终于战胜恨的情感，都得到了立体的表现。父亲被战胜（即他大败）的场景成了他的最大胜利的象征物。献祭中毫无例外随处可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以相同的动作（以此纪念弑父行为）向父亲偿还了当初向他所施的暴行。

然而，假设在父权恢复期间，父亲情结固有的敌视冲动可完全消除，那就错了。恰恰相反，神和君王这两个新的父亲代替者的最初阶段的统治显示了仍然为宗教特征的矛盾情感的那些最富有活力的迹象。

在其大作《金枝》中，弗雷泽（1911a，第2卷，第18章）提出这样的观点，拉丁（Latin）部落中最早的那些君王都是外族人，他们扮演了神的角色，并在某一喜庆之日被隆重地处死。每年一度的神的献祭（或自我牺牲）历来是闪米特宗教中最根本的特质。在人迹所至的绝大部分地区所举行的人祭仪式使人明白无疑地看到，牺牲品是作为神的代表而送命的；这些献祭礼仪也可以从近代人们用无生气的画像和偶像来取代活生生的人的做法中找到根源。这种神人合一的神祭（遗憾的是，我不能够像讨论动物献祭那样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使我们能够对献祭的更古老形式的内在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史密斯，1894，第410页以下）这一神祭以其无与伦比的率直向我们坦陈了一个事实，即献祭动作的对象始终如一，这就是如今被奉为上帝的那个父亲。因此，动物以及活人献祭的关系问题便有了一个简单的答案。原初的动物献祭早已成了人祭，即弑父仪式的替代物；所以，当父亲的替身再次恢复人形时，动物献祭也可能变回到人祭。

因此，无论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对于第一次献祭的那一大动作的记忆是无法被抹去的；人们竭力回避着导致这一动作的那些动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这一动作的丝毫未变形的复制品在神祭的形式中形成了。在此我不必详述宗教思想的发展，尽管这一以合理化（rationa1izations）为外形的宗教思想使这一再现成为可能。丝毫没想到我们会从人类史前的那一大事变来推论献祭的史密斯指出，古闪米特人用来庆贺神之薨的节日典礼“新近都被解释为对神秘悲剧的纪念”。（同上，第413页）“这种哀悼”，他断言说，“并不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神的悲剧的同情，而是强制性的，是出于对天怒（supernatura1anger）的恐惧不得已而为之的。而且哀悼者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申明自己与神薨无关——这一关键点我们早已在神人合一的献祭（如‘雅典城中的宰牛’）中见到过。”（同上，第412页）这些“新近的诠释”似乎极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且，欢庆者的感情似乎也在这一基本的情形中得到充分说明。

儿子在将自己置于父神（father-god）地位方面所做的努力已愈益明朗。农业的出现提高了儿子在父权家庭中的重要性。他再次斗胆展露自己的**力比多，并在对母亲大地的耕作中得到象征性满足。诸神如阿提斯（Attis）、阿多尼斯（Adonis）和塔穆兹（Tammuz）等[164]纷纷形成，植物精灵同时还有青春诸神都深受母亲女神们的偏爱。它们无视父亲的存在，与自己的母亲干起**的勾当。通过这些臆造物却丝毫未有减轻的那一罪恶感在一些神话中得到体现。这些神话往往只赋予母亲女神们的这些年轻的新欢们以短暂的生命，并以阉割或以通过动物而显身的父亲的震怒来惩罚他们。阿多尼斯为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的神圣动物——野猪伤害致死；库柏勒（Cybe1e）的情人阿提斯则自行阉割而亡[165]。对这些神的哀悼以及对他们复活的欢欣统统融入到另一位注定拥有持久胜利的儿神（soy）的礼仪之中。

当基督教首次出现在这古老的世界时，它遇见了来自弥特刺斯（Mithras）[166]教的竞争，一时间内人们搞不清楚两个神祗中哪一个将获胜。尽管有神圣的光环围绕着他，但是这位年轻的波斯神却已不为我们所知了。

从弥特刺斯宰牛的塑像中我们也许可以推知，他象征了一个儿子在独自献祭自己的父亲，这样便使他的兄弟们摆脱了同谋共犯这一包袱。还有一种方法可用来减轻众弟兄的罪责，这种方法由耶稣首先采用。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此从罪孽中拯救了众弟兄。

有关原罪的教义源自俄耳甫斯[167]的传说。它是这些神秘传说的组成部分，并由此传人古希腊哲学的各个流派之中。（雷诺1905～1912，第2卷，第75页以下）传说人类是提坦神（Titans）[168]的后代，他们曾杀了年轻的狄俄尼索斯-扎格柔斯”（Dionysus-Zagreus）[169]并将他撕碎。这一罪孽因而也成了人类的负担。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170]的一个残篇阐述了宇宙整体是如何遭远古时代的原罪破坏的[171]，并说从原罪中流出的一切必将经受惩罚。提坦巨神们聚众闹事、肆意屠杀并碎尸万段，这一切足以使我们清楚地想起圣尼禄（同上，第2卷，第93页）所描述的图腾献祭。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古代神话也能让我们产生这一回想。例如，俄耳甫斯之死。然而，在这里却有一个令我们不解的差异，即受害者总是一个年轻的神祇。

因此，在基督教教义中，人们毫不掩饰地承认了早在远古时期的那一罪恶行径，因为他们通过一位儿子的牺牲对这一原罪做出了最彻底的补偿。对父亲的补偿是更加的彻底，因为紧随这一牺牲是儿子们对女人的完全弃绝（须知，她们正是儿子们反抗父亲的原因所在）。然而，就在这一点上，矛盾情感这一心理必然现象找到了表现机会。儿子向父亲做出最大补偿的这一行为使他同时实现了反对父亲的愿望。他自己成了与父亲平起平坐（或更准确地说取代了父亲）的上帝。儿子宗教置换了父亲宗教。作为这一替代的一个标志，古老的图腾餐以圣餐礼（union）的形式得到了复兴。在圣餐中，弟兄们济济一堂分食这个儿子（已不再是父亲）的血和肉，以此获得圣洁并与他认同。透过这漫漫的岁月，我们可以找到图腾餐与动物献祭、与神人合一的人祭以及与基督教的圣餐之间的同一性。而且，在这种种礼仪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一压得人们无法抬头，却多少又让他们引以为豪的原罪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基督教圣餐从本质上讲是对父亲肉体上的消灭，是那一罪恶行径的重演。“基督教圣餐同化了一个无疑要大大早于基督教的圣餐。”[173]我们可以看到弗雷泽的这一断言是完全正确的。

七

儿子们合力剪除原父这样的事变必然会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件事越少被人们回忆起，由它产生的替代物也就越多。[174]我将竭力不去指出它们留在神话中的俯拾皆是的痕迹，而是转向另一个方向并采纳雷诺在一篇极富启发意义的讨论俄耳甫斯之死的论文中提出的建议。[175]

在希腊艺术史中，我们见到过这样一个情景，它与史密斯所说的那种图腾餐场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不乏巨大的差异。我脑海中呈现出最最古老的希腊悲剧的情景。一班人有着相同姓名，身着相同服装，围着一名领唱人，全神贯注于他的一言一行。他们是歌队，是英雄的模仿者。原初，英雄是唯一的演员。后来又增加了第二个、第三个演员，作为英雄的对应者，作为从他那儿分化出来的角色；但是，英雄本身这个角色以及他与歌队的关系没有改变。悲剧英雄必须受苦受难；时至今日，这仍是悲剧的本质。他必须承受所谓的悲剧罪过；但是，这一罪过的根本内容是不太容易看出的，因为从我们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这根本算不上是罪过。通常它只与反抗某个神或权威人物有关；歌队满怀同情陪伴着英雄，竭力阻止他，警告他，并竭力使他冷静下来，在他因鲁莽行事而遭罪不容赦的惩罚时，为他感到哀伤。

在希腊悲剧中，表演的特别题材是神羊——狄俄尼索斯的苦难，以及他的追随者（他们都与他认同）的悲叹。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几近湮灭的戏剧是如何在中世纪围绕着耶稣受难而再度获得新生。

因此，在结束这一极其简约的讨论时，我要坚持说，讨论结果表明，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的起源都汇集在俄狄浦斯情结之中。这与俄狄浦斯情结（目前就我们所知）构成了一切神经症的核心这一精神分析研究结论，完全一致。社会心理学的种种问题竟然也能在一个实实在在的论点——人与自己父亲的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解决，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发现。甚至还可能，另外一个心理学问题也与此有关。我常常不失时机地指出，本意上的矛盾情感（即同时存在的对同一对象的爱与恨）植根于许多文化制度之中。我们对这一矛盾情感的起源一无所知。一个可能的假设是，它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个根本现象。然而，我认为更值得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即矛盾情感本来并不是我们情感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人类通过父亲情结习得的。[176]正是在父亲情结方面，精神分析学对现代人类个体所做的检查发现，矛盾情感仍有极其强烈的表露。[177]

但是，在结束这番议论之前，我必须找个机会指出，尽管我的所有论点使得各论点间本应为一种综合性的联结关系出现了高度的集中，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忽视我的前提的不确定性和结论中的种种困难。我只想提一下后者中的两点，它们也许早已引起许多读者的注意。

大概不会有人注意不到，首先我将集体意识（colled）的存在当作我全部立场的基础。（可以说，集体意识的心理过程与个体意识的心理过程是相同的。）尤其是我假定了因那次行动的罪恶感已绵延了数千年，而且在那些对此行动可能一无所知的一代又一代人中继续发挥着作用。我假设了诸如遭受那位父亲百般虐待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儿子们所形成的一种情感过程已殃及新的一代又一代的儿子们，而他们却因那位父亲早已被消灭，而免遭了那种虐待。必须承认，这些都是巨大的难题；任何解释若能不要此类假设，将是求之不得的。

你从祖先手里继承的遗产，要努力利用，才能安享。[178]

假如我们承认心理冲动可以完全被压制，以致不露任何痕迹，那么，这个问题就会显得更加棘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最严厉的压制也一定会为畸变的替代性冲动和由这些冲动引起的反应留下余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没人能将自己的一些较重要的心理过程瞒过自己的后代。因为精神分析学已经向我们表明，每个人都在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拥有一套装置。这套装置能够使他诠释他人的反应，就是说，能够使他复原他人加诸在他们自己的感情体现上的种种失真表现。原初与父亲的关系遗留下众多的风俗、仪式和教条。对这一切所做的这种潜意识理解可以使后来的一代又一代人承接他们的情感遗产。

另一个难题实际上可以从精神分析领域中提出。原始社会中最初的道德戒律和限制已被我们解释成对一种行为做出的反应，而正是这种行为使那些做出这一行为的人获得了“罪”的概念。他们为这一行为而感到悔恨，并决意使这一行为不再重现，使这一行为的执行无利可图。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罪恶感仍然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发现，在神经症患者之中它以一种非社会的方式在运作，并形成新的道德戒律和恒久的限制以作为对他们所犯罪行的偿还，并作为对重犯这类罪行的防范。[179]然而，如果我们调查这些神经症患者从而去发现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这些反应，我们一定会大失所望。除了那些指向邪恶目的但却无法达到的冲动和情感以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行为。掩隐在神经症患者的罪恶感之下的永远是心理的现实，绝不是事实的现实。神经症的特征就是，患者们在这二者之间择取心理的现实，并像正常人对现实做出反应一样，对思想一本正经地做出各种反应。